据媒体报道,2月7日,广西南宁将县市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的电话号码向社会公开。无独有偶,2月8日,安徽省亳州市也向社会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并表示要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月9日,记者分别对广西南宁、安徽亳州两地公布的多个号码进行拨打或发送短信发现,两地领导的电话虽然能打通,但接电话的人则未必是领导本人。其中,南宁公布的46个号码均由统一的话务员安排接听,并非领导个人电话。而亳州市委主要领导则回复电话是本人,并表示已接到不少来自群众和媒体的电话。
此前,各地试水公布党政领导的电话已屡见不鲜。公布的理由多种多样,例如优化营商环境、防治城市内涝、推行河(湖)长制度等。上至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下至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主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都曾公布过个人手机号码。
这样的举措,在公布之初往往引来一片叫好之声,但最终的效果却千差万别。有的能长期坚持下去,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但有的地方则是“虎头蛇尾”,在施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领导电话无人接听、空号或自称不是本人的情况。这样的现象一度被舆论批评为懒政,并要求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举措,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的问题?这一举措至今为止为何未全面推行?
各地公布领导电话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在公布之前,就应当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想好维持良性运转的机制,保证群众能打得通电话,领导听后是否能帮助其解决问题。
领导电话公布之后,首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平衡本职工作与倾听群众电话的问题。时任安徽砀山县委书记的朱学亮,在手机号码公布后,高峰期一天能接到200多个电话及短信,他对媒体称,这样虽然累些,但能掌握基层实情。
不过,每天接听、接收200多个电话及短信,整理通话内容、再交办给相关部门,即便是对于专职话务员来说,这样的工作量也并不轻松。
对领导干部来说,接听如此之多的电话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开会期间要不要接电话,如果不接电话,对方是否会对政府和领导个人有看法?接了一通又一通电话,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否会被拖延?领导也是人,每天面对如此之多的电话,还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如果以上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举措最终演变成“虎头蛇尾”,也是必然的。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下群众向党和政府反映诉求的渠道其实并不少。各级政府的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有政府网站中设立的各类“留言窗口”,群众都能通过以上单位或平台把问题直接反馈到政府主管部门。
据我了解,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交办给相关职能部门处理的问题,内部都有一套监督机制,如果基层部门处理不成功,还会由上一级部门提级办理。
在信访渠道并不少的情况下,一部分地方政府再公开主要领导的电话,确实需要三思而后行。南宁公布的46个领导电话,均由统一的话务员安排接听,虽然解决了领导个人接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一模式又和“市长热线”的工作模式极为相似。领导无法控制来电人员的诉求,如果其功能和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功能重叠,这还能称为创新举措吗?
相比于新增加一个投诉、反映的渠道,群众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更需要反思现有的信访、投诉渠道是否畅通,是否能真正解决好社会存在的“疑难杂症”,处理好群众关切的问题。如果某些渠道不畅通,我们更需要找到其症结,想办法解决好“肠梗阻”,这比新增加投诉、反映的渠道更为重要。
本报评论员 程权
编辑 邓建华
校对 龚子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