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城市角落滋长的创作与正义

涂鸦，无处不在。个人的碎碎念，是自我存在的证明，也是一场私密的自我对话；

街头涂鸦，却承载了更多“公开喊话”的功能，是城市角落里滋长的创作与正义。

毕恒达先生这样形容涂鸦客们：“他们鬼没神出，身份隐秘，你的黑夜是他的白天；飞檐走壁，突破空间限制，越是危险越受尊敬；踢爆体制，批判现状，凸显自我与社会正义。”

空间论述、政治抗议、反叛精神等，都是与涂鸦密切相关的议题。

上世纪60年代末期，纽约的青少年们掀起了第一波街头签名涂鸦的风潮。早期的涂鸦客将他们居住的地区形容为“地狱”，到处都是贩毒者与帮派，街头仿佛战场。底层的青少年们如何能从地狱里逃脱、找到可以表达自我、受到认可的机会呢？

都市空间的资源，由政府官员、企业家所决定，街头充斥着明星、运动员、企业家与政治人物，如果没有这般天使的面孔、强健的体格、显赫的家世呢？底层的青少年们，在被抛弃的沮丧中，在城市的废墟里开辟出了涂鸦世界：用废弃的颜料桶、自制的喷枪，在都市的公共空间里，留下自己的名字，借着纽约的地铁，送往城市的各个地方，告诉其他人：我存在。涂鸦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是对都市霸权的抵抗。

谁享有一座城市的视觉空间与话语权？这是涂鸦文化形成之后，值得让人审视的问题。资本家用钱买下空间，推销商品，广告无孔不入；没有钱、但是有话要讲的弱势市民呢？涂鸦客们借着城市角落的废弃空间、或是挤压现存空间，用涂鸦宣言着一种表达权的公平性。

耐克，提供个人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提供自己喜欢的字句来定制运动鞋，用来表达自我。Jonah Peretti选择定制耐人寻味的字句“血汗工厂”（sweatshop），却屡次被拒绝，转而请耐克发送一张制作他运动鞋的10岁越南童工的照片。公开往来邮件后，这件事成了公共事件。可以说，Jonah借助耐克提供的涂鸦渠道，替底层劳工发出了一声抗议，虽然微弱，聊胜于无。

网络空间上，ACFUN和BILIBILI，俗称A站和B站，开启了国内视频弹幕的先河。自称活在二次元的青少年们，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发表评论，像子弹一样从屏幕上飘过，强行与其他观众观众互动。我想，广义上来讲，这是街头涂鸦在在网络上的延伸。连受到的批评也如此类似：由于审核不严，而容易产生令人反感的评论，是对网络空间的破坏。那么，谁享有网络空间，谁又该决定网络空间呢？

议题涂鸦的鼻祖，是很常见的“I❤NY”（我爱纽约），传到世界各地，到处可见I❤SG、我❤中国等等。上世纪70年代，纽约居民面对着高失业率、锐减的公共服务、误点的地铁、停工的低收入社区住宅，清洁工人屡次罢工，企业也不断威胁政府要搬走。政府一方面对企业减免税收，一面大力完善公共设施、发展城市观光。以“I love New York”为口号，搭配简单有力的视觉标志。“I❤NY”这个标志，在政府改善纽约形象的宣传中，横空出世，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衍生出各种的观光图像 。纽约市里随处可见的I❤NY的标志，是一种个人化的讯息，提醒人们：纽约仍有可爱之处，请忘掉衰败的现实，关注它仍然值得投入的地方。看似向外召唤观光客，更是唤醒居民与城市的亲密关系。

作为官方盖章的宣传手段，I❤NY的涂鸦标志广泛传播。更多的意见表达，却需要涂鸦客冒着巨大的风险。上海M50艺术区曾出现过“微博涂鸦”，墙壁上画着一则帖子：发帖人“人民XX”、话题是“十九八”，配图维尼熊，转发量一千九百八十九、主页有六十四条新内容，帖子点赞量是999. 短暂的存在后，这幅涂鸦消失了，似乎和它所提及的事件一样，从未存在过。

 

纵使不提涂鸦反应的诉求，仅仅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看，涂鸦也是充满了自由、反叛韵律的，与嘻哈文化和滑板文化息息相关。创作一种消失性艺术，涂鸦客们不为钱，不为画廊，也不会因为想要永久留存而涂鸦，只为表达。对他们而言，涂鸦是瞬间的，从涂鸦中得到的乐趣胜过一切。也许十分钟就喷完，半个小时就被发现并清除，但包含的技术能力、速度、以及画作本身，都非常有存在感。一旦涂鸦客进入专业艺术界，他们会从自己的新概念的主人，变成有点名气却没有经验的新手。画廊里展出的涂鸦，变成以涂鸦为主题的画作，就不再是涂鸦了。

唱片设计师萧青阳，形容涂鸦是“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有涂鸦的墙面会说话，我深以为然。

------------- 相关书目及文章 ----------------------
1. 《涂鸦鬼飞踢》（作者：毕恒达）
2.  Subway art (by Martha Cooper, Henry Chalfant) 
3. 《全世界最著名的涂鸦艺术家，可没人知道他是谁》 （作者：假装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