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是中国传统的本土艺术与西方外来文化、艺术相互融合的作品，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同时，由于这类造像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较早阶段的作品，因此一直是收藏与研究领域的重点对象。

图1 北魏 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首都博物馆藏

首都博物馆藏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图1），通高27厘米，重量约4.4千克。因其是出土品且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故在学界已知的10件同类藏品中堪称“标准器”，是学界研究重点中的核心，具有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

图2 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左侧面（佛像背面铸有插榫）

这尊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结跏趺端坐，其面相丰圆，深目高鼻，表情寂静而坚毅，其相貌具有明显的北方民族特征。头饰涡旋状发型，顶有隆起的高肉髻。身姿挺拔、躯体丰厚。胸脯健硕、肩膀宽厚结实。内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袈裟，袈裟反搭于左肩。衣纹写实性强，有厚重的质感并富有立体感：先是一层立体写实的大衣褶，再于大衣褶上用阴线刻画出细密的衣纹，皆是平行状排列；在大衣的领口有表现衣边翻卷的曲线形衣纹——折带纹。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畏印，左手置左膝上，掌心向内。主尊背部上、下各有一个插榫（图2），可供安装背光（已佚）。榫端的穿孔中若插入销钉则可以固定背光。像下的台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方形束腰须弥座，须弥座两旁各塑蹲踞状的狮子一只；下部为四足床型座。座中部为方形空龛，龛楣饰卷云纹垂幔和流苏，两侧龛柱旁各立一头戴风帽、右手持莲蕾、左手作合十状的供养人。龛楣之上雕四段首尾相接的由蔓叶构成的椭圆形，椭圆形内分别装饰不同姿态的鸟形图案。从佛像底部观察，像与底座之内皆空心。床型座的背面有刻铭：大代□□□□□日弟子□德□□为□……

此像首次公开著录于1980年第3期《文物》杂志《大代鎏金铜造像》一文，文中记载：“1977年北京延庆县宗家营村社员耕地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的耕土层偶然发现了一躯铜造像，估计是早年埋藏的传世品。”文章认为“该造像的年代属于北魏没有疑义。铭文的大代年号应指北魏”，并提出此像应铸造于5世纪。佛教美术研究者以其出土地点称其为“延庆宗家营像”。

图3 北魏太和元年 阳氏造铜佛坐像 台北故宫藏

金申主编的《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和《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等图录中都著录过这件造像。后者不仅首次公布了此像的彩色照片，而且将造像的身份确定为“释迦牟尼佛像”，并确定其制造年代为北魏太和年间（477〜499）。按文物定名原则，现将此像命名为“北魏‘大代’款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图4 阳氏造铜佛坐像背屏阴面图案

此尊造像的体量属于小型像。常被世俗人家在家供养，有时又是随身供养的。在供奉时，造像不仅可以起到弘法、庄严道场的作用，还可供人礼敬、祈祷、忏悔、供养和观想。对此尊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制造年代、制造地点、制作工艺、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以下分别介绍。

图5 北魏 司马金龙墓志 大同市博物馆藏

确定此像制造年代的依据主要有两方面，即铭文内容和艺术风格。在铭文内容方面，“大代”一词是研究的重点。315年拓跋犄卢因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族刘聪、羯族石勒相对抗有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320〜377）建立代国，都于盛乐。376年前秦昭宣帝苻坚攻代，代灭亡。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机恢复了拓跋族国祚，于386年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拓跋魏”，孝文帝改汉姓后也称“元魏”。拓跋氏政权在386年就已改代为魏，那么太和年间制造的佛像铭文仍使用“大代”国号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这是民间仍沿用旧习而自称国号为“代”的现象，且自出土文物看，并非孤例。例如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中对“国号”的记载也是“大代”（图5）。司马金龙卒于太和八年（484），其墓志的年代与首都博物馆所藏这尊造像相当。可见，在将国号改代为魏的近百年后，仍有沿用旧习而自称国号为“代”的现象。故此像铭文中的“大代”确指北魏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