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晃一中“操场尸骨案”有了最新进展，DNA鉴定结果显示，操场尸骨确实为邓世平老师。这个鉴定结果没人感到意外。邓世平的尸骨被确认，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

一是此前邓世平的身份为“失踪人”，2007年其亲属无奈向法院申请，法院宣告邓世平死亡，这只是法律上“推定死亡”，目的是让其婚姻关系消灭，其配偶可以另行结婚而不构成重婚；其留下的财产可以依法进行继承，也免于悬而未决的状态。鉴定结果出来后，就可以确定邓世平属于“自然死亡”了。顺便提一下，自然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况，只能叫失踪人，一旦见到尸体后，可以称其为“死者”了。

二是邓世平在当地公安机关一直只是作为失踪人备案，并未作为刑事被害案件立案，而没有立案就不会有侦查。现在杜少平涉黑案团伙成员供出，16年前杜少平杀害了邓世平，尸体掩埋于新晃一中操场，并根据其指认找到尸骨，现尸骨鉴定为邓世平，“邓世平被害案”就可以正式立案侦查了，杜少平可列为重大涉案嫌疑人。

报道称，湖南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正在抓紧审讯杜少平和收集其他相关证据。有人对本案证据收集表示了强烈担忧，称“估计得全靠口供，估计也判不了死刑”，当然，他这里的口供，或应理解为言词证据。这种担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此案已过16年，时过境迁，但其观点也过于悲观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刑事证据种类有8种，即(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此案目前已有哪些证据，还能收集到哪些证据呢？这里简要梳理一下。

（一）物证，目前本案已经有了一些。

1、尸体即属于物证，现在尸体只剩下尸骨了，但尸骨同样是物证。

2、衣物是物证。报道称“皮肤组织已不复存在，身上的衣服从内至外分别是衬衣、毛衣和带纽扣的棉衣外套，衣服上的标签还依稀可见”，衣服、标签也是物证。

3、血迹也属于物证。报道还称，“2003年3月，邓家人向湖南省公安厅寄送报案材料后，怀化市公安局派警察邓水生前来调查。邓水生是搞痕迹鉴定的，他在现场的墙上提取到了血迹”，此时离“失踪”才2个月，这说明，怀化市公安当时还是掌握了一些证据的，墙壁上有血迹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第一现场，埋尸的操场，应是第二现场。说不定还提取到加害人杜少平的血迹，因为邓老师反抗有可能导致加害人受伤。

（二）书证，本案也会有一些。邓家高度怀疑杜少平的报案材料，当时杜承包工程的相关材料，当时疑似邓向教委的举报材料，当事人的一些身份信息等，都是书证。其中也有指向杜少平有作案动机的。当然，杜少平或其他人有记载当时作案情形的日记等书证，可能难以得到。

（三）证人证言，目前已经有两名杜少平同伙的在案供证。如果他们真是没有参与杀人，而只参与埋尸，他们就是本案的“污点证人”，否则就是共犯。他们已经被羁押，分别讯问得到，能够相互印证，证据的可采度较高。而且，完全知情的证人所作陈述，在法律上属于直接证据，即单独一个证据即能证明谁作案以及如何作案的证据。有直接证据的案件，还有少量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一下，即可定案。

嫌疑人的口供、记载作案经过的日记等书证、知情人的证言、同案犯交过手的被害人陈述、拍摄作案经过的视听资料，都可成为直接证据。而物证、对物证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笔录，都是一鳞半爪地反映案情，只能是间接证据。完全靠间接证据定案，则要达到一定的证据量，每个证据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链条，并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定案，要求要高得多。

后面很可能会有新的证人出现，那得看当时参与杀人或搬尸或在现场的还有谁。

（四）被害人陈述，杀人既遂的案件都不存在这一类证据，本案也一样。

（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称为“口供”，有报道称“杜少平和两名同伙已供认……”，若真是这样，本案的认罪口供已经有了。但也有报道称，“杜少平至今未承认杀害邓世平”。法律规定，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即“零口供”，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可见，在已经有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口供上抵赖不一定有用，还少了个“认罪态度好”的从宽情节。

不过，我国目前办案，对口供达到迷信的程度，有口供哪怕是重刑之下的口供也踏实，没口供不踏实。我相信我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只要他想得到，杜少平若还未招供很快也会招供的。在刑事侦查中，如果口供稳定，一般也得取得四五份口供材料，还得不同的讯问人员进行，中间还得相隔几天、一周或更长；若有反复，可能要讯问10来次，我见到最多的有20多次。报道称，“专案组正在抓紧审讯杜少平”，就是这个意思。

（六）鉴定意见，本案已经有了。操场尸骨鉴定是邓世平的，即是此类证据。2003年3月，怀化警方提取的血迹，应该保全了，也可进行鉴定，若鉴定为混合血迹，既存在邓世平的血，也存在杜少平的血，那价值就太大了。尸体上的衣物，若有鉴定条件也可鉴定。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可能也有了一些。前面说过，怀化的痕迹专家在墙壁上提取到血迹，有血迹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第一犯罪现场，当时应该还拍照、画图、提取血迹，做过一些勘查，当然也应制作了笔录。杜少平的两名同伙对第二现场即埋尸的操场进行了指认，现场辨认笔录也有了。随着侦查的深入，第一现场的指认笔录也可能得到。侦查实验是模仿当时的时空条件看某些现象能否出现，本案根据进展的需要，也有可能去做。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是近些年办案十分依赖的一类证据，本案案发于2003年1月，监控还不盛行，新晃又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安装的就更少了。因此，本案中这类证据很可能没有，除非嫌疑人是个变态狂，将杀人的过程自行拍摄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

总之，本案不会像有人担忧的，“估计得全靠口供”、“全靠言词证据”定案。另外，“估计也判不了死刑”一说，恐怕也难成立。现在奉行“疑罪从无”而不是“疑罪从轻”，若因为时间久远，确实收集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只能对杜少平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指控作出无罪宣告，而不能搞什么留有余地地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

为了保障本案公正有效地推进，我还是建议由中央组成专案组直接办理，或者指定怀化以外的司法机关异地管辖。现在所谓省市县三级办理，新晃、怀化还是基本办案力量，若有些之前暗中阻碍立案的人员参与进来，可能导致有些证据该取得的取得不到，已取得的莫名其妙地丢失，使得迟到的公正也难以实现。这正是回避制度的意义所在，但本案当时并未立案，阻碍立案的人员是隐形的，很难用回避措施来避免这种干扰，整体回避即异地管辖，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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