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梁启超

编者按：本书作者杨友麒、吴荔明伉俪晚年成书，向读者深情讲述两位祖辈的传奇人生和家族往事。他是杨度之孙，她是梁启超的外孙女；而他们两人又是挚爱情深、相伴相依近六十年的患难夫妻。本书是杨、梁后代的联璧之作，也是国内第一本杨、梁合传。杨度、梁启超这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去世已近百年，环绕他们的评论依然纷纭。这部合传，对广大读者、研究者认识杨度、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两位作者既是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代，彼此又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他们掌握许多珍贵的文献，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书中许多涉及杨度、梁启超及其后人的史料及图片首度公布，对于一些历史疑案（如梁启超死因等），从家属角度也提出看法。本书着重探讨了他们在当年历史大背景下的合作与互动，也介绍了他们和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蔡锷、黎元洪等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交叉碰撞以及他们各自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尽可能地还原了他们为人处世的本相。

大道无异同

杨度和梁启超的密切合作是在日本流亡时期（大约1905到1907年左右）。这里有一首诗为证。在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他录用了杨度写给他的一首诗：

晳子复赠余一诗云：

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栗栗惟兹惧。忆吾新会子，凤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襄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悟。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

这首诗写于何时？

从梁启超的《后记》中可以推断出，它大约写于离开万木草堂后的十年，也就是1905年流亡日本时期。1905年是多事的一年，也是丰富多彩的一年。

第一句：“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当年，杨度还是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何能有这样“老气”的感慨？

杨度曾于1902年由湖南赴日本东京第一次留学，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以自费生入弘文书院，他的同学有黄兴、胡汉民、杨守仁等。第一次留学日本，他主要为了考察日本的教育，并与黄兴、杨守仁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月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论文，例如，为日本大教育家伊泽修二所著《日本学制大纲》一书写后序，与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研讨女子教育的纪要《华族女学校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其中一篇《支那教育问题》就刊发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他还与其所在的弘文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开展了有名的“中日教育大辩论”。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杨度在日本的教育界和中国留学生中已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他又将《游学译编》和《支那教育问题》的单行本分送国内上层亲友，因而到他半年期满回国时，在国内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03年，按慈禧太后下旨开经济特科全国考试，杨度被四川总督锡良保荐（一说是由太常寺卿陈兆文保荐），取得参试资格。此次考试于1903年7月在保和殿由皇帝亲临御试，最后杨度以一等第二名录取。后来，这次考试被认为录取人与康梁乱党有关而被慈禧太后否决并下令彻查。杨度只得再一次流亡日本。

到日本后，杨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由于他这时名声更大，又好交友，他的寓所几乎成了“湖南会馆”，湖南在东京的留学生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刘揆一、杨笃生等是经常的座上客。1904年春，杨度与蔡锷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评议员，杨度又被推为总干事；10月，他又被推举为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请愿活动。

理解了当时的背景之后，我们回过头再来了解这首诗本身的含义，就明白“名高实难副”的意思。这是杨度一首十分特殊的诗。因为杨度从来就恃才傲物，又加上典型的湖南“犟驴子”脾气，极少自我批评；甚至到袁世凯“登基”失败，他本人遭到通缉，也从未公开自我批评过。而在这首诗的一开始就“反躬自省”：“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栗栗惟兹惧。”

之所以能如此，对于当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而言，有以下原因：一是在而立之年，感到自己生于乱世，旅于海外，“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由衷感到自己的孤独；二来他环顾在日本的朋友中最可钦佩的人，当属梁启超。对别人可以不服气，但对梁他是应该低姿态的。

下面一句是赞扬梁启超的话：“忆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

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梁启超比杨度大两岁，是一个“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的神童，十二岁考上秀才，十七岁“中举”（皆为虚岁）。中了“举人”就进入上层士绅阶层。梁启超在广东参加乡试时被从北京派来主考的礼部尚书李端棻看中，李将自己的堂妹妹许配给他为妻，成为当时传遍学界的一段“嘉誉”。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