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在京城闲来无事看了几本书，想起一个话题：“有人觉得读书无用、文学无用，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如技术能带来金钱。但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活如果离开了文学，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先试着从宏观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文学，与历史一道，记录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史书记录了我们先辈的发展历程，文学则记录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中国文化”这个词，在背负继承和传扬中国文学与文献的有志者心里，自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定义，这就是重视自我、重视个体人格尊严与重视个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并行不悖的人文精神。“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是对乡土的眷恋“......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这是并家国之思而言之。有家国之思，然后有屈宋诸骚、贾刘之辞；有家国之难，然后知刘琨诗文，缘两集之哀愤；张巡传叙，慨三忠之壮烈；或有“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或有“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从《梅花岭记》到《与妻书》，从《满江红》到《正气歌》，里面民族自尊、爱国忘身之气概，足使童子老成、壮夫发奋，是中国之所以历劫而不灭的精神力量。

　　无论浊世如何现实，人们总相信着高洁忠贞的爱情，因为我们记得《诗经》里的情话，乐府中的誓言，为《孔雀东南飞》感动，缘《折杨柳》和《杨叛儿》微笑。《西厢》、《牡丹》、《墙头马上》、《红楼梦》，哪一部是无刻骨铭心的体验而作得出的？清代诗论家陈祚明说《十九首》之所以动人，因为“能言人同有之情”、“人人本自有诗”，其实《西厢》、《红楼》何尝不是如此？历来说儒家诗教注重功利，然而孔子尚云兴观群怨，刘勰尚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左传》以立言为不朽，《典论》以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放到号称“现代文明”下的当代，有人在上问“文学有什么用？”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我们为何欢喜?我们为何悲伤?富贵而慊慊，贫贱而不平；得志慷慨，失路徘徊，恒别相亲，乍失所爱。种种人生感悟，实际是对超越短暂人生的永恒追求，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命、懂得生活。“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没春其必华，草无期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这几句加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和写了七大部的《追忆逝水年华》古今一揆也。这么多普鲁斯特的粉，怎么忘记文学是使人生永恒的神器了呢?

　　岔开话题说一点闲话，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晚宴上，莫言脱稿讲话，并且以这样的结语概括了他自己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个否定性的修辞或许可以看作莫言小说写作的秘密，也是我们阅读莫言的入口。莫言的这句话说明，莫言不是为了社会教化的目的而写作，文学写作是诉诸作家个人心灵的一种方式，是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而作品的社会意义，无非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说并不提供绝对正面的价值，而是通过不断消解，以否定的姿态批判和讽刺了笼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无疑是批判家鲁迅 的传人。

　　即使在早期的“寻根”作品中，莫言的怀旧感就怀有某种不纯粹的暗流。《透明的红萝卜》带有象征主义的情调，主人公黑孩在小说中几乎一言不发(“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纯真和幻想总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断。到了《红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风格开始暴露。这个描写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满了战争和爱情的血腥与狂暴。小说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爹”这样的人称叙说和渲染祖辈们年轻时的方刚血气，具有明显的突兀效果而又不无挑战平庸现实的意味。之后，莫言在《欢乐》《红蝗》等作品里语言的放纵恣肆从寡言跃向了聒噪，从美学走向了“丑学”。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后期风格的开端：方富贵猝死之后又复活，被妻子认为见了鬼，只好动手术把容貌换成邻居和同事张红球，而真正的张红球却被整容师妻子驱逐出去流浪街头，遭遇各种倒霉事情。问题是，方富贵为了不让妻子惊恐换成张红球的脸，却反而无法使妻子相信自己的身份。方富贵只好在明里当了整容师的“丈夫”，而在暗地里还试图“勾引”自己的妻子。小说表达了一种卡夫卡式的主体的错乱或丧失，不过不同的是，这种身份的危机竟然是舍不得轻易放弃的：方富贵在朋友之妻那里获得了别致的满足，又在自己的妻子那里获得了偷情的快感。小说叙述的反讽将粗鄙、卑劣、不幸的现实生活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却始终保持着愉快轻松的语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说，莫言不是简单地揭示现实的残酷，而是将悲剧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自我滑稽化的叙事声音杜绝了那种将现实悲剧化之后施以同情的虚假高姿态。

　　莫言小说的成就在《酒国》里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不但触及了现实最骇人的部分，而且表现了暴行在正义和理性幌子下隐秘而不可穷究的本质。小说中，侦查员丁钩儿到一个名为酒国的地方去调查腐败的政府官员吃婴儿肉的事件。但英雄与小丑之间仅一步之遥：这位侦查员在嫌犯招待他的筵席上不能自持，加入了吃婴儿的行列(当然也因为主人声称吃的是“人工”的婴儿)，一醉方休。侦查员继而陷入了与嫌犯妻子的奸情，被活捉受辱，落荒而逃，最后落得个掉入粪池淹死的下场。小说的叙述大量依赖于戏仿的语调：那种宣传所特有的语汇、句法，以及主流文学里过于高尚的辞章，以极不谐调的方式参与了对污浊和残酷现实的描写。《生死疲劳》里也有一个丑角般的人物名为莫言，一个巧言令色、擅长虚构的底层写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写作行为在作品进程中的虚妄，应和了他所说的“没有用处”的文学。而莫言作为他自己小说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实的莫言在现实层面上言辞闪烁的懦弱性格相映照。书写“没有用处”的文学和扮演“没有用处”的作家，无不迫使我们通过体验主观与客观的巨大反差，感受到世界的无情。

　　几年前中国石油大学请来一位老师，讲和石油无关的文学。传说很多学生听石油把耳朵都听出油来了，所以提出要听听文学。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容易开采、更容易讲的了，实际上讲演者似乎讲得一气呵成，讲罢进入“互动”环节的时候，一个男生忽一下子站起来提问，问主讲者文学到底有什么用。石油用处大了，可文学呢？

　　凑巧，从会场可以望见窗外有两株梧桐，套用鲁迅的修辞，一株是梧桐，还有一株也是梧桐，时值深秋，硕大的叶片正从树上翩然飘落。于是讲演老师急中生智，指着窗外回答说：喏，看见了吧？同样看见梧桐叶飘落，懂文学的人看了，可能感觉飘落的是一首诗，一支歌，一缕秋思；而不懂文学的人看了，或熟视无睹，或觉得仅仅是一片落叶。这就是文学的用处、文学的作用。因此，懂文学的人相比于不懂文学的人，心灵生活要丰富好多倍，精神纹理要细腻好多倍，也因此幸福和快乐好多倍。

　　笔者接续梧桐落叶为例，如果叶落时细雨霏霏，你想起的可能是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平添缱绻的情愫；而若夜空中月牙弯弯，你脑海中或许现出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从而品味独处的幽思。

　　再比如，看见杨柳泛绿，想起“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看见河边荠菜，想起“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看见村头桃花，想起“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看见海棠，想起“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看见梨花，想起“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从中不难看出，文学使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寻常景物有了不寻常的神采和底蕴，触发了我们妙不可言的感受和联想。一句话，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诗意。什么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文学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文学看似无用，实则其为用大矣，无用之大用！

　　那个念头是：如果让我把世人大体分成聪明的和不怎么聪明的两大类，那么，聪明人就是不花钱即能获得快乐的人，例如刚才所说的看一枚梧桐落叶就能产生审美愉悦的人；而不怎么聪明的人呢，大约就是花钱换取快乐的人，比如花很多钱打高尔夫，泡夜总会，开“玛莎拉蒂”等等——这类人士的例子就不举了，得罪人不是我的目的。而关于聪明人的例子，至少1000多年前的苏东坡是一位，简直聪明绝顶。喏，你听他是怎么说的：“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还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还有一句说得甚是直截了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说得多好啊！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可观可乐的一面。比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比如月亮和竹柏，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即可让自己乐在其中，即可“共适”，说白了，快乐不劳而获。而不少人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宁可花大把钱去另寻欢乐。为什么呢？无他，“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就是懂文学的人，就是聪明人。是的，真正的内心快乐，深切的内在激情，都不是花钱能买来的。反过来说，快乐和钱财无关，而和文学有关、和文学审美有关。《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作者：唐·杜牧处士闻名早，游秦献疏回。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阔，园林客梦催。今君拜旌戟，凛凛近霜台。这些天在京城闲来无事看了几本书，想起一个话题：“有人觉得读书无用、文学无用，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如技术能带来金钱。但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活如果离开了文学，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先试着从宏观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文学，与历史一道，记录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史书记录了我们先辈的发展历程，文学则记录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中国文化”这个词，在背负继承和传扬中国文学与文献的有志者心里，自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定义，这就是重视自我、重视个体人格尊严与重视个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并行不悖的人文精神。“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是对乡土的眷恋“......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这是并家国之思而言之。有家国之思，然后有屈宋诸骚、贾刘之辞；有家国之难，然后知刘琨诗文，缘两集之哀愤；张巡传叙，慨三忠之壮烈；或有“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或有“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从《梅花岭记》到《与妻书》，从《满江红》到《正气歌》，里面民族自尊、爱国忘身之气概，足使童子老成、壮夫发奋，是中国之所以历劫而不灭的精神力量。

　　无论浊世如何现实，人们总相信着高洁忠贞的爱情，因为我们记得《诗经》里的情话，乐府中的誓言，为《孔雀东南飞》感动，缘《折杨柳》和《杨叛儿》微笑。《西厢》、《牡丹》、《墙头马上》、《红楼梦》，哪一部是无刻骨铭心的体验而作得出的？清代诗论家陈祚明说《十九首》之所以动人，因为“能言人同有之情”、“人人本自有诗”，其实《西厢》、《红楼》何尝不是如此？历来说儒家诗教注重功利，然而孔子尚云兴观群怨，刘勰尚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左传》以立言为不朽，《典论》以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放到号称“现代文明”下的当代，有人在上问“文学有什么用？”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我们为何欢喜?我们为何悲伤?富贵而慊慊，贫贱而不平；得志慷慨，失路徘徊，恒别相亲，乍失所爱。种种人生感悟，实际是对超越短暂人生的永恒追求，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命、懂得生活。“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没春其必华，草无期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这几句加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和写了七大部的《追忆逝水年华》古今一揆也。这么多普鲁斯特的粉，怎么忘记文学是使人生永恒的神器了呢?

　　岔开话题说一点闲话，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晚宴上，莫言脱稿讲话，并且以这样的结语概括了他自己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个否定性的修辞或许可以看作莫言小说写作的秘密，也是我们阅读莫言的入口。莫言的这句话说明，莫言不是为了社会教化的目的而写作，文学写作是诉诸作家个人心灵的一种方式，是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而作品的社会意义，无非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碰撞的结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说并不提供绝对正面的价值，而是通过不断消解，以否定的姿态批判和讽刺了笼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无疑是批判家鲁迅 的传人。

　　即使在早期的“寻根”作品中，莫言的怀旧感就怀有某种不纯粹的暗流。《透明的红萝卜》带有象征主义的情调，主人公黑孩在小说中几乎一言不发(“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纯真和幻想总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断。到了《红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风格开始暴露。这个描写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满了战争和爱情的血腥与狂暴。小说用“我爷爷”“我奶奶”“我爹”这样的人称叙说和渲染祖辈们年轻时的方刚血气，具有明显的突兀效果而又不无挑战平庸现实的意味。之后，莫言在《欢乐》《红蝗》等作品里语言的放纵恣肆从寡言跃向了聒噪，从美学走向了“丑学”。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后期风格的开端：方富贵猝死之后又复活，被妻子认为见了鬼，只好动手术把容貌换成邻居和同事张红球，而真正的张红球却被整容师妻子驱逐出去流浪街头，遭遇各种倒霉事情。问题是，方富贵为了不让妻子惊恐换成张红球的脸，却反而无法使妻子相信自己的身份。方富贵只好在明里当了整容师的“丈夫”，而在暗地里还试图“勾引”自己的妻子。小说表达了一种卡夫卡式的主体的错乱或丧失，不过不同的是，这种身份的危机竟然是舍不得轻易放弃的：方富贵在朋友之妻那里获得了别致的满足，又在自己的妻子那里获得了偷情的快感。小说叙述的反讽将粗鄙、卑劣、不幸的现实生活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却始终保持着愉快轻松的语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说，莫言不是简单地揭示现实的残酷，而是将悲剧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自我滑稽化的叙事声音杜绝了那种将现实悲剧化之后施以同情的虚假高姿态。

　　莫言小说的成就在《酒国》里达到了高峰。这部小说不但触及了现实最骇人的部分，而且表现了暴行在正义和理性幌子下隐秘而不可穷究的本质。小说中，侦查员丁钩儿到一个名为酒国的地方去调查腐败的政府官员吃婴儿肉的事件。但英雄与小丑之间仅一步之遥：这位侦查员在嫌犯招待他的筵席上不能自持，加入了吃婴儿的行列(当然也因为主人声称吃的是“人工”的婴儿)，一醉方休。侦查员继而陷入了与嫌犯妻子的奸情，被活捉受辱，落荒而逃，最后落得个掉入粪池淹死的下场。小说的叙述大量依赖于戏仿的语调：那种宣传所特有的语汇、句法，以及主流文学里过于高尚的辞章，以极不谐调的方式参与了对污浊和残酷现实的描写。《生死疲劳》里也有一个丑角般的人物名为莫言，一个巧言令色、擅长虚构的底层写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写作行为在作品进程中的虚妄，应和了他所说的“没有用处”的文学。而莫言作为他自己小说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实的莫言在现实层面上言辞闪烁的懦弱性格相映照。书写“没有用处”的文学和扮演“没有用处”的作家，无不迫使我们通过体验主观与客观的巨大反差，感受到世界的无情。

　　几年前中国石油大学请来一位老师，讲和石油无关的文学。传说很多学生听石油把耳朵都听出油来了，所以提出要听听文学。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容易开采、更容易讲的了，实际上讲演者似乎讲得一气呵成，讲罢进入“互动”环节的时候，一个男生忽一下子站起来提问，问主讲者文学到底有什么用。石油用处大了，可文学呢？

　　凑巧，从会场可以望见窗外有两株梧桐，套用鲁迅的修辞，一株是梧桐，还有一株也是梧桐，时值深秋，硕大的叶片正从树上翩然飘落。于是讲演老师急中生智，指着窗外回答说：喏，看见了吧？同样看见梧桐叶飘落，懂文学的人看了，可能感觉飘落的是一首诗，一支歌，一缕秋思；而不懂文学的人看了，或熟视无睹，或觉得仅仅是一片落叶。这就是文学的用处、文学的作用。因此，懂文学的人相比于不懂文学的人，心灵生活要丰富好多倍，精神纹理要细腻好多倍，也因此幸福和快乐好多倍。

　　笔者接续梧桐落叶为例，如果叶落时细雨霏霏，你想起的可能是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平添缱绻的情愫；而若夜空中月牙弯弯，你脑海中或许现出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从而品味独处的幽思。

　　再比如，看见杨柳泛绿，想起“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看见河边荠菜，想起“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看见村头桃花，想起“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看见海棠，想起“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看见梨花，想起“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从中不难看出，文学使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寻常景物有了不寻常的神采和底蕴，触发了我们妙不可言的感受和联想。一句话，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诗意。什么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文学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文学看似无用，实则其为用大矣，无用之大用！

　　那个念头是：如果让我把世人大体分成聪明的和不怎么聪明的两大类，那么，聪明人就是不花钱即能获得快乐的人，例如刚才所说的看一枚梧桐落叶就能产生审美愉悦的人；而不怎么聪明的人呢，大约就是花钱换取快乐的人，比如花很多钱打高尔夫，泡夜总会，开“玛莎拉蒂”等等——这类人士的例子就不举了，得罪人不是我的目的。而关于聪明人的例子，至少1000多年前的苏东坡是一位，简直聪明绝顶。喏，你听他是怎么说的：“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还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还有一句说得甚是直截了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说得多好啊！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可观可乐的一面。比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比如月亮和竹柏，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即可让自己乐在其中，即可“共适”，说白了，快乐不劳而获。而不少人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宁可花大把钱去另寻欢乐。为什么呢？无他，“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就是懂文学的人，就是聪明人。是的，真正的内心快乐，深切的内在激情，都不是花钱能买来的。反过来说，快乐和钱财无关，而和文学有关、和文学审美有关。《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作者：唐·杜牧处士闻名早，游秦献疏回。腹中书万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阔，园林客梦催。今君拜旌戟，凛凛近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