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动物凶猛|王朔|看上去很美

　　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唯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毛（主席）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着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王朔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量政府机关、科教机构、军队等组织涌到首都北京。为了满足相关人员的生活居住，一个个大院建立起来。北京的大院可大致分为国家机关大院、高校科研机构大院、部队大院三种。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里面不仅有办公区，还有员工宿舍、食堂、商店、学校，甚至澡堂、电影院、体育馆等设备都应有尽有。大院不仅是一种政治产物，因为其存在的特殊性，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用文学的形式将大院文化表现出来的代表人物，无疑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王朔。他为北京这所城市于“胡同文化”“市井文化”之外，又雕刻上了一抹独特的“大院文化”的印记。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北京西郊的复兴路一带，是部队大院的集中地。沿着这条狭长的路线，方圆十数里分布着二炮、国防部、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等军队机构。这一区域也成为北京独具特色的地方，用王朔的话说，是“新北京”，是“大院文化割据地”。王朔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序言中毫不掩饰地说，复兴路的军队大院就是他的“生身故乡”（虽然他实际并不出生在那里）、精神源头及灵魂寓所：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这些年我也越活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用《红楼梦》里的话“反认他乡是故乡”。写此书也是认祖归宗的意思，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看上去很美》可看作王朔的“寻根之作”，是他的幼年记忆，描写了复兴路29号军队大院中的一群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王朔出生在南京，父母都是军人，后全家迁到北京。他的父亲是军委训练总监部（后改为总参军训部）的军官教员，母亲是一名军医，王朔是在复兴路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大院中长大的。少年时，王朔又跟随父母搬到东城朝内小街附近仓南胡同5号的总参宿舍，在这所军队大院里生活了十几年，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光。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仓南胡同5号的军队大院民国时曾是段祺瑞的住所，俗称“老段府”，位于军区总医院对面，附近就是东四一带的胡同区。北平沦陷期间，这里曾被日本情报机关占据，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成为国民党国防部的地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总参的家属院，至今仍是戒备森严的军事禁地。王朔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过在老段府的那段时光。他说，老段府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因建筑规模巨大，楼上的屋顶连成一片，从一个房子的屋顶可以走到其他房子的屋顶。院子里面有假山、养鱼池，春天时满院子都是盛开的梨花。下雨的时候也不会淋雨，因为里面到处是精美的游廊。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讲述的就是这段生活，《玩的就是心跳》写的也是这所院子，只不过此时书中的“我”已经长大，从军队转业后又回到这里，因为没有用人单位接收，成为社会上的“痞子”和“无业游民”。

　　相对于老舍等北京土生土长的市民阶层，大院中的人们一方面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祖国各地，孤悬于城市的一隅，在封闭而完备的大院里自成一体，与北京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日常习俗并无多少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属于新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市民相比，具有“特权”色彩，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具有较大的优越感。而在王朔的青少年时代，随着“文革”的发生，军队大院又是北京各大院中最具代表性的。“文革”中，很多政府大院和高校科研大院里的人们被“打倒”或“下放”，而军队大院则受到较小的冲击或没有直接受到冲击，军队大院的孩子们也不用经历其他孩子的动荡和坎坷，生活比较安逸。另外，军队背景让这些孩子们不必遭遇当时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要经历的“上山下乡”，他们大多会去部队从军，生活境遇上比史铁生等北京学生插队落户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好得多。这也使得那个时代军队大院的子弟们最具优越感。

　　王朔在不少访谈和文章中说过，他的写作并不追求所谓严肃文学的格调、技巧或手法，而更多是一种自我倾诉的欲望。因此他的作品始终具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性和时代感，都是围绕着他那一代人的生活成长的经历和灵魂的心路历程展开，每一部作品中都能找到他自己的影子。王朔也毫不讳言，他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自传”，因为怕吓到大家伙，采用了“假雨村言”的形式。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序言中就直白地指明了他的“寻根”意图，而《动物凶猛》则跟随王朔一家的迁徙，从西城来到了东城，书中的“我”也长大了，一群青春勃发的十几岁少年在军队大院中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叛逆、丰富、“阳光灿烂”的生活；《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乃至《玩的就是心跳》可以看作是《动物凶猛》中的孩子们长大后的续篇，里面出现的高晋、高洋、汪若海、卫宁等皆从《动物凶猛》延续而来。《空中小姐》《过把瘾就死》《浮出海面》则讲述了这群人的情感和婚恋生活，男主人公的身份大多是退伍军人。而“我”在很多作品中都叫方言，读者和评论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方言就是王朔本人的写照，而方言的小名或许又叫方枪枪，就是《看上去很美》中那个三岁孩子的名字。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动物凶猛》是王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刘心武曾写过一篇评论王朔的文章——《“大院”里的孩子们》，文章中，刘心武把《动物凶猛》中王朔们的生活环境称为“第三世界”，与“文革”中针锋相对的两个世界相对。在这个“第三世界”里，孩子们是被遗忘和放逐的。因为年龄较小，他们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或“红卫兵”，一定程度上远离动荡的社会风潮；又因为父母忙于生计，无暇多管他们，他们在生活中具有较大的自由。在大院里和大院外，他们自由自在、肆意张扬地经历着自己的青春，流露出关于成长、生命、人性的内容，超越了政治和社会，弥补了之前“文革”书写的空白。

　　在《动物凶猛》中，大院里的孩子们是一个优越感十足的小团体，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外面的混乱被高高的围墙隔离了，他们像武林好汉一样啸聚一处，干着青春期“坏小子”们的行径，逃学、抽烟、“拍婆子”；因为生活在军队大院，他们能看到大院礼堂里的“内部影片”，能阅读到“内部书籍”，还能去大名鼎鼎的“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因为身上的军人血统，他们骨子里又天生有一种对英雄的崇拜，做着雄壮宏大的英雄梦。王朔曾在文章中说过他们这些军队大院子弟的内心世界：

　　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从小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不次于人家被灌输那种人应该正常发展，以及性的那种教育。我一直觉得我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我们早晚要在某一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一次总决战，这一仗要让红旗插遍全世界。

　　而当青春勃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时，这些孩子便像打仗一样，跟其他孩子打上一场架，就仿佛自己开着坦克，踏平越南、打败苏联。有一天，大院中的汪若海被附近东四六条胡同的几个孩子打伤了。大院里的孩子们义愤填膺，在“首领”高晋的带领下，拿着改锥、菜刀、锤子、水果刀，甚至长辈们留下来的日本刺刀去给汪若海复仇。孩子们怒气冲冲、雄赳赳气昂昂地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过仓南胡同，向东四六条杀过去。经过军区总医院的围墙时，他们还捡起了路边的几块板砖做武器。而当“我”狠狠地朝东四六条孩子的头砸下板砖时，是那么畅快、解气，那么具有战争英雄的色彩。“我”似乎就在板砖拍下去的那一刻，体会到了成长残酷而又绚烂的感觉。

　　《动物凶猛》中描写的生活大致对应的是王朔的中学年代。王朔一开始在南弓匠营胡同里的北京164中学读书，这里离仓南胡同很近，走路不过几分钟，后来转学到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北京44中学。《动物凶猛》中也提到，当时全城学校的秩序基本已经大乱，父母为了不让“我”跟院里的孩子一同闹事，便把“我”转到了当时北京城为数不多还维持着正常教学秩序的一所中学里，于是每天“我”都要横穿整个城市去上学。也正因如此，“我”在学校附近的民居中认识了米兰，并迷恋上了她。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青春年少的“我”对米兰充满憧憬和向往，但年长的米兰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是和年龄大一些的高晋在一起了。“我”既愤恨，又不甘，曾经在一天偷偷骑着自行车尾随着她，从东城一直追到西城。这里，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北京的地名，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一个少年离开家后的“冒险”之旅。“我”骑着自行车，从仓南胡同的军队大院出来，看着米兰在东四六条坐上了24路公交车，我尾随其后，沿着朝内小街一路南下，在北京站路口上了长安街；此时米兰已经换乘了横穿长安街的1路公交车，“我”紧紧跟着1路公交车，呼啸着依次经过长安沿线的东单、王府井、北京饭店、天安门、电报大楼、西单、长安戏院……一直到了三里河附近，米兰下车，往家的方向走去——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在整个骑行过程中，“我”离大院的家越来越远，“哗啦啦”转动的车轴给了“我”无尽的动力，“我”耳边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和自己气喘吁吁的沉重的呼吸。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被嫉妒和愤怒冲昏头脑，而是清楚地记得长安街沿线各种微小的生活细节：天安门广场上有飘扬的红旗和照相的人群，大楼上的自鸣钟正好敲了十二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刚看完电影的人们拥在马路上……

　　米兰到家了，“我”的力气仿佛也全部用完了，复杂而饱满的情绪像一颗被扎漏的气球，释放殆尽。“我”默默地看着她进了楼里，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从东城到西城，是一条很长的路，“我”走得并不轻松，虽然看似最终毫无意义，但这次“冒险”又意味深长。这条“尾随”之路，也是“我”走出家门后的成长之路，它跟“我”从学校逃课偷溜进米兰家、跟胡同里的孩子们打架、在大院礼堂里偷看“少儿不宜”的电影一样，都是成长中的重要内容。

　　“文革”结束后，大院里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昔日“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结束了。全国恢复了高考，改革开放也使社会进入经济大潮，从部队专业回城的他们一下子成为等待社会安置的“无业游民”。面对境遇的巨大落差，他们不由得感到迷茫、困惑和无助，《顽主》还能用北京特有的“贫”来调侃和消解这种焦虑，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玩的就是心跳》则始终弥漫着一种叛逆、消极，甚至颓废的气息。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没有正经职业，靠着敲诈、欺骗甚至犯罪来谋生的“不良青年”。在常人看来，他们危害社会、游戏人生、无所顾忌、放浪形骸，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痞子”。“痞子文学”或“顽主文学”，也成为王朔作品的另一个重要标签，曾引起巨大的热议和关注。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是王朔的同乡兼战友写的，似乎颇能揭示王朔等人的心路历程。文章的作者是北京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后与王朔成为战友。在作者看来，王朔军队高干子弟的身份在那个年代给他带来了很强的优越感，他出身好，口才佳，能力强，很受欢迎。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高考的恢复，军队大院子弟身上的光环似乎在逐渐退去，大家都在新时代寻找着未来的出路。文章的作者退伍后，参加了高考，成为一名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又趁着出国留学的热潮，在美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后来又回到中国经商，可谓事业有成。作者在文章中写道，他回国后虽然与王朔同处北京，但再无联系，或许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把两个人远远地隔开。而更加戏剧性的是，作者一次在一个高档饭店门口乘坐出租车，认出一辆出租车司机竟然是昔日军队中的战友，这个战友当时在军队中曾是让人羡慕的风云人物，而此刻，作者连上前跟老战友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

　　与写文章的这位战友比起来，王朔退伍后的生活并不顺利，他被分配到白塔寺一个小药店当营业员，四处兜售药品，这显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工作。王朔想考大学，但没有考中，这似乎也导致了他在面对知识分子时，既有一种讽刺和不屑，又有一种自卑和羞怯。后来王朔从药店辞职，下海经商，也经历了诸多坎坷。虽然用金钱、地位等世俗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有失偏颇，但生活境遇的改变的确能对人的心态产生较大的影响。王朔对退伍后平庸的生活显然是不满意的，他曾在访谈中直言不讳地说，当初写小说的初衷就是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而他作品中的“顽主”或“痞子”们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境遇不满，对未来充满迷茫和惶惑；另一方面，他们又活在当下、随心所欲、得过且过、玩世不恭。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王朔笔下的“顽主”们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反叛的、颠覆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和诉求，而这，也恰恰是一种张扬的生命力的象征。与《动物凶猛》中的青春活力一样，是大院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延续。

　　其实，“顽主文学”和“痞子文学”带着的叛逆色彩并不能掩盖王朔作品浓重的伤感气质。而这种气质大多因“回忆”而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王朔似乎很喜欢为作品设置一个“回首往昔”的格局：《动物凶猛》就以这种笔触描写十几年前的事情，并且不时从过去跳到现在，始终萦绕在一层压抑惘然的迷雾当中，最后连米兰这个人是否存在都不确定了；《顽主》虽然各种斗嘴耍贫，但几个年轻人心中总是时不时飘过一丝怀疑、迷茫、对未来充满焦虑和不确定感的愁绪；到了《玩的就是心跳》《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那种淡淡的悲伤已经成为一层浓得化不开的阴云，人物也极度压抑、消极，仿佛对现在的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而过去的一切，更加不堪回首。他们似乎不知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往哪里去……

　　虽然王朔说自己写小说就是有感而发，不考虑所谓文学性，但他后来的作品是有意向严肃文学靠拢的，并大量采用各种文学技巧和手法。《玩的就是心跳》是王朔公认的文学水平较高、文学技巧使用较多的作品，采用了时空交错、真假难辨、恍惚迷幻的叙述方式来表现人物的迷茫和沧桑。作品中，高晋去世了，“我”无缘无故地成为杀害他的嫌疑人，但此时“我”已经完全失忆了，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确切的记忆。面对指控，“我”整个人像在浓重的迷雾中，看不清任何方向。“我”去找昔日的朋友，试图希望用他们的记忆来唤醒自己。小说用了倒叙的方式，在真相一点点接近的时候，“我”昔日的记忆也一点点回来了。但当往事终于重现的时候，也是最让人伤感的时候，因为它们已经永远逝去，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玩的就是心跳》中，“我”经常迷茫地在城市里游荡。这个城市变了很多，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感到非常陌生，以至于处处迷路，怎么也走不出去：

　　当时正是午后，阳光像水盛满槽子充溢在每条胡同里，流漾耀目，处处望去都是一片光晕迷蒙。我走到大街上，但老是在胡同里转圈，走完一条胡同面前又铺开一条胡同，犹如走在转动的地球上，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咫尺外街上的喧嚣人声和电车行驶的“轧轧”声以及售票员使用广播器的说话声，可就是走不出去，总是迎面碰上一堵堵青砖围墙和一条条胡同路口。胡同里静谧无人，我心神恍惚地走着，阳光照在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

　　但奇怪的是，对于昔日生活过的军队大院，“我”的记忆却是那么清晰和准确，能帮助“我”本能地、准确无误地认出它来：

　　前面丁字路口出现一组小吃店、菜店和理发店，一些面熟的老太太正在买菜，看到我便冲我点头，我发现我走进了一条熟悉的胡同。这儿的一切就像十年前一样毫无变化。……我越走越认出这带的景物，十年前我经常到这里，和高晋、许逊、汪若海以及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在这里啸聚成群……

　　但当“我”走进大院的时候，又一次怀疑自己了：

　　我踌躇了，因为这处景象和我对另一处景象的印象过于重叠，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竟如走进异域。

　　十年之后，现在的“我”早已不是那个骑着自行车穿越整个北京城的追风少年，而是一个心事重重、茫然无助的成年人，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北京城各个胡同、角落里游荡，努力寻找着失去的记忆。这一刻，“我”与北京这座城市无比疏离，似乎又成为它卑微弱小的“外来者”，对它感到无比隔膜和陌生。似乎昔日庇护“我”的军队大院也变得充满距离感和迷幻感，让“我”怅然若失，不知身在何处。

　　王朔经常说，自己大院子弟的身份，其实与老舍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具有较大的差异：“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循。”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抛开老舍的“旧北京”的拘囿，王朔恰恰用自己的人生故事给北京增添了独特的文化色彩，使这座文学之城变得更加立体、丰富和多元。“新京味”文学中，王朔的身影也不可或缺。

　　其实，王朔的文学成就除了小说，还有影视作品，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在影视方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小说。他的《动物凶猛》被姜文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才华横溢的天才之作；小说《顽主》被米家山改编成同名电影，张国立、葛优、梁天、潘虹主演，堪称社会转型时期一代青年的心灵写照；小说《看上去很美》被张元改编成同名电影，获第4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奖项；而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被改编成电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获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多项提名；小说《玩的就是心跳》被叶京改编成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口碑颇佳、影响颇大。而王朔直接参与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都大获成功，他也成为北京文艺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而更加值得被提起的是，王朔与姜文、叶京等同为军队大院子弟，王朔和叶京更是在同一个大院长大，他们对自己那一代人的“青春”书写，可以看作一种集体回忆，是与昔日的小伙伴们共同完成的。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