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深圳轻工艺进出口支公司等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办厂协议，这是外商在内地签订的首份办厂协议书，标志着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它令很多农民义无反顾地奔向特区形成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深圳孕育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三来一补”政策带来的打工潮

　　当年，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该剧主要描述六个从穷山沟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外来妹”一词传遍中国，开始为人们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特区建设的推进和国家用工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深圳，其中包括大量年轻女性。

　　由于当时深圳吸纳了大量电子、服装、玩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心细手巧、听话吃苦、便于管理的农村女孩广受欢迎。到1996年，深圳总人口达到345万人，本地户籍人口仅有88万，而在剩下的外来人口中有68％是女性，平均年龄只有23岁。

　　一直关注外来妹生存状态的董女士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深圳，在‘三来一补’企业流下汗水的年轻女工，堪称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她们对深圳初期经济建设奉献很多。”那时，她来深住在公婆家，邻居有一个玩具厂打工妹，每天帮外商加工芭比娃娃，每月两百多元，比大学毕业的她收入还高。“加班费还发港币，令不少人羡慕。”深圳的外资企业产品多远销北美，订单多且紧，很多工厂规定工人每天都要加班，星期日也不能休息，长时间连续超时加班让不少女工频繁病倒。

　　董女士说，那个时代的打工妹如今都50岁上下。留在深圳的没多少，大部分回老家嫁人、种地和做小生意去了，有的还当上了外婆、奶奶。活跃在“三来一补”生产线上的第一代打工妹，她们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以最珍贵的青春，参与了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她们以辛劳的汗水参与打造特区的繁荣。但她们大多数深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敢拿青春作赌，一到年龄就走进婚姻。对于老家人来说，南下深圳打过工的女孩，不光见识不同，还带回一笔丰厚嫁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正式职工，或嫁给深圳人，或自己做生意当老板的。

　　由于深圳的密集型加工行业多偏重招收女工，境内多个工业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各方面的不稳定，加上失衡的性别比例以及个人恋爱期望值的上升，打工妹中的一大部分都会对前途感到迷惘。

　　而相比感情，更突出的是福利待遇的失衡。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打工妹不能与城市居民的正式工一样累计工龄，她们少有晋升，更享受不到公费医疗、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分配等各种社会福利。

　　不少人从打工妹变身老板

　　黄莹莹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于广东台山市，80年代初高中毕业来深，在三洋电器做来料组装流水线工人。两年约满后到海上世界工艺品商场当售货员，后通过学习成为深圳早期美容师，婚后做全职太太，生有二女，现为个体皮具店老板。

　　黄莹莹回忆，“我们住进宿舍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每天7:30打卡上班，晚上6时下班，6个人一间宿舍，当时我们的厂房和宿舍在深圳算是条件很好的。”

　　当时外商来件装配的是录音机，工友们有的负责焊线，有的负责装线路板。流水线的工作被黄莹莹比喻为像现在吃寿司那样，一个接一下地转下来，让人偷懒不得，去洗手间就要找工友替，速去速回。“我负责的工序算是很轻松的了，是装成整机的最后一个环节。”

　　那时包吃包住，工资每月120元，另扣掉水电费7元。令打工妹们最高兴的是加班。“自己决定加几个小时，我一般晚上7时加到9时，5元钱一个钟，比白天的工资还高。”

　　因为有外商介入管理，那时她们就有双休日了，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跑到香蜜湖和西丽湖玩。在早期打工的日子里，最令莹莹难忘的，是和60个工友包了一部车到华东五市旅游11天。“相对于现在的合资企业对打工妹，那时的福利算是好的了。”

　　黄莹莹两年合约期满后，结束了流水线的工作，后到海上世界卖工艺品。“那边的人工较高。我先生是我那时还在流水线打工时认识的，一次和工友去美发厅做头发遇到他，他是从香港聘回来的发型师，和我同龄，两人拍了8年拖才结婚，先生父母兄弟都在深圳，婚后留在这边帮家族做生意，我也做了几年美容师，后来有了孩子就当全职太太，现在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我可以脱身了，就和妯娌在后海开了家皮具店，专卖皮鞋和皮包。”

　　和那些从流水线离开的姐妹相比，黄莹莹是幸运的，二十多年过去，她见证了深圳的发展，自己也从第一代打工妹成为现今自食其力的个体女老板。

　　同样，一批外来妹选择了“充电”之路，她们一下班就骑单车去各种培训机构上课。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创办于1981年，是深圳的第一所培训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了深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