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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瓦锡是法国著名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对化学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促进了这门学科从定性转向定量研究，他发现并命名了氧气和氢气，并反对燃素说。他倡导并改进了定量分析方法并用其验证了质量守恒定律。而在这位科学巨匠的身后，隐藏着一位优秀的助手，同时也是他的夫人，大家庭的女主人——玛丽安妮·拉瓦锡。英国的科普作家 Hayley Bennett 在Chemistry World撰文回顾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图源：HERITAGE ART/GETTY IMAGES；@SWINDLER & SWINDLER @ FOLIO ART

　　在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贵妇玛丽安妮·拉瓦锡（Marie-Anne Paulze Lavoisier）卷入了一场将会深刻改变化学的科学争论。当时的大多数化学家认为，任何可燃物都含有一种叫做“燃素”的炽热物质，这种物质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到空气中，只剩下“石灰”。但是她的丈夫，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不在其内。

　　他反对燃素理论和其他更类似于炼金术而不是化学的过时理论，他是所谓的“新化学”的创造者，基于元素和化合物等关键的基础理论，拉瓦锡在他的著作Méthode de nomenclature chimique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系统化的化学命名系统。在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推动下，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Joseph Priestly）给“脱燃空气”的无色气体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氧气。安托万认为，氧气和他称之为氢气的“易燃空气”形成了复合水，而在旧理论中，水是一种基本物质。

　　安托万·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1794年5月8日

　　虽然尚不清楚玛丽安妮是否对“新化学”的创建或者其命名系统有任何贡献，因为这主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和其他三位化学家，但在推翻燃素理论的论战中，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87年，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化学家 Richard Kirwan 发表了他的Essay on Phlogiston（关于燃素的论文）。由于拉瓦锡不懂英文，因此将 Kirwan 的文章翻译成法文的任务就落在了玛丽安妮的肩上。没有她的帮助，拉瓦锡没法直接的批评和反驳 Kirwan的理论，并最终推翻这种有缺陷的燃素理论。

　　Essay on Phlogiston论文封面

　　但是玛丽安妮不仅仅是拉瓦锡的翻译，也是一名实验助手，一名科学插画家。她经常在拉瓦锡工作时观察和记录他的实验。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学家 Patricia Fara  说：“她的笔迹遍布实验室记录的每个地方。”“她订购器材和试剂，记录实验结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玛丽安妮·拉瓦锡原名 Marie-Anne Pierrette Paulze，出生于1758年，12岁之前在修道院读书。1771年，她的父亲安排她嫁给了28岁的安托万·拉瓦锡。当时，他们的父亲都是 Ferme générale 的“包税人”，门当户对加上父辈的交情，让这桩婚事显得理所当然。从各方面来看，这对夫妇的婚后生活也相当美满，尽管玛丽安妮显然有一段长期的地下恋情，但是在她丈夫去世之前，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法国上流社会舞会

　　包税人是替国王收税的非正式官员，只要向王室交够定额，剩余部分都是收益。因此拉瓦锡的父亲和他自己都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与那些挥霍享乐的财主不同，安托万·拉瓦锡将他的大部分钱都投入到了科学实验中，并且他们没有孩子，这让他能够全心投入研究中。玛丽安妮非常支持她丈夫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周围的人们并不反对这种类型的科学伙伴关系：丈夫潜心研究和创作，而女性则是意大利式的知识分子“沙龙”会议的主持人，因此玛丽安妮获得了非常合适的角色以及很大的自由，她重拾了自己的学业，学习化学，以及英语、拉丁语，并在著名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指导下学习绘画。

　　1775年，玛丽安妮17岁时，安托万·拉瓦锡来到巴黎 Arsenal 担任皇家火药和硝石管理局局长，同时他们在每个周一晚上举行科学同仁交流的晚宴。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进行试验和招待客人。1783年1月24日拉瓦锡夫妇邀请来自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席“晚餐后的音乐会”，并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富兰克林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一名科学家，他参与火药贸易，并通过拉瓦锡接收来自法国的货物。

　　在管理局的阁楼上，安托万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昂贵的实验室，他和玛丽安妮在那里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观摩他们的实验。每个星期六，玛丽安妮都在协助丈夫钻研科学。几十年后，玛丽安妮将这一天描述为拉瓦锡的“幸福日”。但很明显，她在那些日子里也很高兴。她写道：“（几个）年轻人为能够与他合作进行实验而感到骄傲，早上聚集在实验室里，我们就在那里吃午饭，讨论和工作。”

　　1785年3月，拉瓦锡完成了一系列关于水的分解和重组的实验——他认为这些实验是推翻燃素理论的最关键的实验结果：当水流过烧热的铁管时，它被炽热的铁分解，氢气收集到玻璃钟罩中。在合成实验中，一股氢气流在流入氧气瓶时被点燃。皇家科学院的成员纷纷前来观看。次年，Le Journal Polytyp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报道了这些实验，以及玛丽安妮绘制的设备详细图纸。

　　根据1959年的一篇论文，关于1785年水实验的笔记“由九张不同笔迹的记录纸组成”，因此玛丽安妮可能其中的一员。然而，人们只因为她绘制的插图而赞美她。在后来的关于人类呼吸的化学实验的图画中，玛丽安妮描绘了自己坐在实验室的一张桌子旁做笔记。因为她通常被认为是一名翻译或插画家，这些反映她的工作状态的绘画是她与拉瓦锡的工作紧密相连的直接证据。

　　到1787年，当 Richard Kirwan的燃素论文发表时，玛丽安妮已经快30岁了，这时她已经具备了很高的专业能力，因此可以准确的翻译和批评这篇论文。而且她还为法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明确表示反对此篇论文的内容——她认为“燃素理论”是基于假设而非事实，有时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拉瓦锡的新化学，则是基于“可验证的事实”。

　　在这篇序言中，她还盘点了一下有哪些科学家已经放弃了燃素说。例如，著名的法国化学家 Louis-Bernard Guyton-Morveau 通过他的水实验以及其他燃烧反应认同的拉瓦锡的解释框架。“这些经验可以用新学说以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来解释，在他看来，足以让他放弃燃素假说，”她写道。对后世的科学史家来说，这种对当时的伟大学者直接的驳斥的行为非常大胆。

　　1788年，曾经是玛丽安妮的绘画老师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为这对夫妇画了一幅肖像画，这幅杰作常常被人们与他的另一幅作品《巴黎与海伦之恋》相比较。但与被描绘成顺从巴黎的海伦不同，玛丽安妮自信地凝视着旁观者的眼睛。艺术史学家 Mary Vidal 表示，它将拉瓦锡代表为“建设性社会行为的典范”，而玛丽安妮的位置“显然与她的丈夫都在实验室”。她的艺术形象并不是从属的，尽管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她的气质与丈夫平起平坐。

　　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油画之一《拉瓦锡夫妇》，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

　　次年，玛丽安妮为安托万的化学教科书TraitéÉlémentaire de chimie贡献了13幅插图。但是仅仅五年后，随着大革命的爆发，他们的合作就不得不永远结束了——安托万以及包括玛丽安妮的父亲在内的其他皇室包税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安托万去世后，玛丽安妮与英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普森再婚，在那之后她仍然不断的宣传拉瓦锡的科学思想。虽然不确定她是否曾参与进一步的科学实验，但她在1805年主导了安托万回忆录的出版，并亲自撰写了序言。

　　尽管玛丽安妮·拉瓦锡确实在安托万·拉瓦锡的许多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她从未被认为是拉瓦锡的正式合作者，她是“隐形助手”的突出代表。科学史学家 Patricia Fara说：“如果你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会发现成千上万的隐形助手的存在，而女性是隐形助手的特殊类别之一，有太多的女性以妻子的身份对丈夫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culture/marie-anne-paulze-lavoisier-the-invisible-assistant/4014701.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