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大塘村桥南新街的一个拐角处，刘云拿起了路边电单车上的一件花棉袄。这是这里找工的规矩，厂家把要做的衣服摆出来，日结工们根据这件衣服的制作难度和单价是否匹配进行选择。刘云听到上领、套里布单价只有两块钱时，放下了手里的样衣。这样的货既厚又难做，她觉得实在划不来。
桥南新街，人称“招工桥”。这里是大塘的日常招工市场，常住这里的人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排队求职的与招工的人有近2公里。事实上，在2018年以前，这里的人都把村内河道上的几座小桥当作招工地，“招工桥”因此得名。当地为了进行河道环境治理，便把招工市场从桥上移到了最近的街道，也就是桥南新街，“招工桥”的名号也随之转移到这条街上。
当地人介绍，大塘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湖北人来到这里开起了家庭纺织作坊，它们大多分布在一栋栋的居民楼里。服装制衣厂、手摇绣花厂、专业裁床厂、668烫房……制衣行业需要的所有工序，在这个村子都能实现。
大塘村的服装作坊，多到一栋三层的居民楼里就能开出十家。这些作坊大多生产“毛货”，也就是一些质量较低的档口货。十三行服装批发街、沙河服装批发市场里的许多档口都是它们的客户。开作坊的胡小花说：“在拼多多里卖的衣服，不少都产自大塘。”这些作坊24小时不停工，如果是夫妻档，丈夫盯白天，妻子盯晚上，一批货从接单到出货，很多时候仅需一天。
但现在并不是“招工桥”的好时节，2020年大塘村的制衣业遭受疫情影响，远不如几年前那样热火朝天。“最多的时候这里有近2000人找工，现在一整天大概也就两百人。”街边一名卖快餐的大爷说道。
为什么做日结工
早上近8时，桥南新街的招工队伍开始拉长。需要招工的作坊主们骑着电单车，在街边占据有利位置。他们大多不吆喝，将要制作的样衣摆在车头的篮子上，顺手拿一块写着专业工种的牌子，看着手机，抽烟发呆，有人来问便简单介绍一番。
当日结工人与作坊主达成协议，他们会走进街边的巷子，去到即将要工作的作坊。远离街边嘈杂，取而代之的是楼下15元一碗的猪肝汤和针织车的微微嗡鸣。为了节省成本，作坊主大多只招日结工，来找工作的人也只接受日结工，这就是“招工桥”的默契。31岁的雷刚说，做日结工就是为了自由。
雷刚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90后的他，做日结制衣工人已有5年了。5年前他还是大塘村某制衣作坊的一名固定工，见身边的朋友都跑去做日结工人，自己琢磨了一番，也选择结束原有的那份安逸。“大家都去做日结了，钱多，又自由，为什么不去？”
“做固定工自己有的时候要被叫去做双倍的工作，却只能拿单份的钱。”雷刚觉得日结工的生活确实不错，挣的钱更多，一天就有两三百元收入。干的活也比较轻松，跟桥南新街上大部分日结工人一样，开口袋、套里布、上衣领……再复杂一些就是一个人做一整件成衣。
如果遇上这些复杂又不赚钱的活，雷刚会选择只做一天，甚至做一个小时，就结钱走人。“这里找工的人，大部分制衣技术都很一般，做不了很复杂的东西。”他说，如果有一天要回去做固定工，他应该会很不适应那样的生活。
郭桂花与雷刚不同，她做日结工的时间不到半年。受今年疫情影响，郭桂花在4月份才回到广州，原来上班的地方却没活可干。听朋友说大塘有个“招工桥”，有人在这里月入过万，便想过来试试。
日结工在大塘村想要多赚一些钱，除了挑选价高的日结工作，还需要有高于常人的效率。“做的货越多，拿的钱也就越多，它是按件数计算的。”郭桂花手脚并不快，赚的钱连传闻中月入过万的一半也达不到。
更急迫的问题是，这些本想着日结更加自由的工人，正面临着没有活干、没有钱挣的危机。
生意越来越难了
雷刚近10时才到街上寻找当天的工作，他说自己已经两天没有活干了。“单价太低，活又少。”他很无奈，一天的开销一百多元，平时做工也不过两百多元一天，坐吃山空让这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越发紧张。
“现在找日结工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街上的活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只能饿肚子。”雷刚只能从一些老雇主那里找到相对划算的活，还有一个月就要回四川老家了，他在担心，这次回老家他可以给孩子带回去些什么呢？“或许明年得换一个地方试试吧。”
同样在担心的，还有作坊主刘云。刘云在三年前与丈夫租下三室一厅，改造成了制衣作坊。“前两年，一个月有近两万元的收入。”因为忙不过来，也为了减少开支，她除了招些固定工外，也经常招日结工。
12月开始，她的作坊因无单可接，停止了运作。为了减轻压力，刘云带着刚来到广州投靠她的老乡，走上了桥南新街街头。从一个招日结工人的作坊主，变成了找日结工的工人。
找工的那天刘云没有去吃午饭，而是和老乡在奶茶店坐了一个小时。喝一杯奶茶是她近期最奢侈的事。她知道自己出来做日结工并不是长久之计，但三室一厅的作坊也不会有新活。
前些年，经常有像刘云一样的作坊主找黄生租房，黄生是大塘村的一名中介，他说在这里，一个小房间就能开一家制衣作坊。“今年疫情后，来租房的少了，来租厂房的更少，这里的生意越来越难了。”
万宝国的作坊有自己的实体店铺，虽然好几天没有招到临时工，他还是准备多做一些货留到明年春天卖。万宝国愿意赌一把，但很多服装批发市场的厂商不敢这么做，这也导致了制衣作坊接不到订单。“厂商们害怕疫情反弹，顾客如果关在家里两三个月，衣服肯定卖不出去，春季又过去了，那衣服就成了废品。”
等待转让的作坊越来越多
制衣业遭受疫情影响，卖制衣辅料的张军也受到了波及，他的辅料店在今年少了近1/3的收入。“现在国外疫情严重，外单没法进来，批发市场要货量减少了，作坊也就没有活可以做了。”许多来张军店里买辅料的老顾客都转让了作坊，回了老家。
在桥南新街，等待转让的作坊还有很多。村小学门口的墙上，除了些许招工广告，剩下的几乎都是转让信息。“我来这里十年，这么冷清的桥南新街还是第一次见。”王玉在大塘村做长途运输，她运营着从大塘到湖北天门的客运专线。
每天在街边摆摊售票的她，见证了“招工桥”人流长度的缩短。“原来从街头到街尾，人挤着人，根本走不动。”如今午后，只有街尾还剩些找工的人。
“并不只是工人找工难，其实现在招工也难。”采访当天，张叶急需日结工人。他手上有一批明天就要交的货物，如果招不到人，就只能自己通宵将订单完成。为此，他将工价提升到市场价之上，才招到两个合适的工人。
张叶也想转让自己的作坊。年初他妻子说想来广州发展，便在大塘村盘下了一个制衣作坊，没想到在这时遇上了疫情。订单减少，收不抵支，甚至付2000元的房租都成了问题。张叶说明年不会回广州了，他决定去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寻找一条新出路。
胡小花的制衣作坊在一栋居民楼的五到六层，空间不大，但放下了20多台针织机。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还在为衣服做口袋定位，粉笔在衣服上快速定点。她的作坊，是一条龙式的制衣厂房，从裁剪布料到制作成衣都能完成。“大塘很多厂房都是这样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虽然作坊运作正常，但行情低迷同样影响着胡小花。以前作坊活很多，需要经常招日结工，现在四个左右的固定工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订单。“不想再做制衣了，伤身体，又赚不到多少钱。”胡小花最近在摆摊卖口罩和各种衣物，她说自己喜欢销售，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直播卖货。
采访那天，常贴满招工转让信息的广告墙突然干净了，五块钱贴一天的广告架也被撤走。雷刚说这是常有的事，或许是村里在做卫生检查。“但这又能怎样呢，过几天招工墙就会回来。就像制衣行业再不景气，大塘这个地方依旧是制衣日结工的归宿。”
雷刚从路边台阶起身时，街边卖场响起了比莉的《Dear John》。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那时广州制衣行业发展正如火如荼，许多南下打工的人，都选择制衣作为自己的职业。
“明年大塘的制衣业还会好起来吗？”无论日结工，还是作坊主，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我也不知道。”
【图文记者】项仙君 实习生王纪明
【作者】 项仙君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