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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河北是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些河北籍干部的南下经历更为曲折——他们背井离乡，随军转战千里渡过长江，在新接管地区刚刚稳定，便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再启征程。
这个干部群体的更多历史细节，随着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南下干部课题组正在整理的一份名单，更为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份名单，就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河北籍干部名单。
河北籍南下干部张盾的日记中清晰记录着自己的南下轨迹。张 征供图
南下，再南下！
在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南下干部课题组正在整理着这样一份名单——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河北籍干部名单。
名单上已经收录的河北籍南下干部共有三百人左右，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仍在继续补充中。而这些南下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党员。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作为革命老区，河北是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先后向南方广大新解放区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南下干部。
但课题组成员、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副处长岳雪侠却觉得，云南支队这份名单非常特殊。
“名单上的很多人不止经历了一次南下，这是我们在以往的南下干部资料中没有了解到的情况，也是这次课题研究的意外发现。”
“1949年2月20日，由冀中十一分区南下集合……4月27日，南下渡江；5月7日，南下到达徽州；5月15日，调徽州后任宣委；7月29日，调我继续西南进。”
在一本日记备忘表上，河北籍南下干部张盾清晰地记录下这样一段曲折的南下轨迹。
张盾原名张儒珍，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周家营村，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随后在短时间内迅速解放了江南大片国土，新形势下，党中央电令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为在新区建立、巩固新的人民政权，需要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做好西南的接管、建政工作。
就这样，千里迢迢跨过长江，在徽州担任宣传委员仅两个多月的张盾，又再启征程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
名单上，类似经历的河北籍干部还有很多。
刘子钧，生于1922年，大城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随军渡江，南京解放后，主要负责接管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年10月南下云南。
任贵生，生于1923年，新乐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从蔚县出发南下，在皖南屯溪市任市委组织部干事，1949年9月又南下云南。
费明辰，生于1920年，平山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随二野渡过长江，到达皖南屯溪市。仅仅工作九个月后又奉调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再次南下。
……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共包括六个大队、军大一团和财经大队，河北籍干部主要分布于第五大队和财经大队。“云南支队的南下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家乡直接来到云南，像河北籍干部二次南下的情况在整个云南支队也是不多见的。”云南解放纪念馆《走向大西南——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专题展》策展人徐瑞云介绍。
抗战时期，西南是国民党的大后方，解放战争时期又是最后获得解放的区域之一。而云南更是偏远，这里条件艰苦，情况复杂。
“1949年春，中央分配给华北两万多人的调干任务，河北各地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相比个人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南下干部考虑更多的是党的工作需要。”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处长贾景辉说，“共产党员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在那个时代绝不是一句空话。”
任贵生夫妇都是南下干部，老家在新乐。两人第一次踏上南下征程时，他们的大女儿只有一岁多。因为出发任务紧急，夫妻俩来不及把孩子送回老家，便将孩子寄养在原工作地蔚县的一位老乡家照看。
“到了云南稳定下来以后，父母总往蔚县写信想把姐姐接回来。后来听姐姐说，当时每次村干部去老乡家找她，干娘就拉着她往山里跑。老乡辛苦把孩子拉扯大，担心孩子到云南那么偏远的地方受罪可以理解，但姐姐也是我爸妈的心头肉啊。”任贵生的女儿任蔚云说，直到姐姐八岁时，才终于来到云南和一家人团聚。
当时河北是革命老区，已有巩固的各级政权，很多南下干部都已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独当一面。
“接到南下调干通知时，我父亲已经被抽调到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工作。”沧州献县人、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成员陈和的女儿陈瑛说。初到北京时，陈和他们被大城市的繁华震惊了。陈和的警卫员魏连仲当年连汽车都没见过，指着街上开着的吉普车兴奋地说：“你看这‘大牛’，还瞪着两只大眼睛呢！”
“我父亲去保定到河北省委办理组织调动手续时，没想到就接到了南下调干的通知。”陈和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和他一起南下的，还有妻子孙秀芬。当时，他们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也只能留在了北方老家，直到7年以后才与父母和弟妹们团聚。
由华北局抽调的银行大队，从北京出发南下。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更大的责任与牺牲
1949年10月3日，一支特殊的队伍押运着很多沉重的箱子，从北京丰台悄悄出发了。
这支队伍就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银行支队。沉甸甸的箱子装得满满的，是人民币、银圆、黄金等中央调拨资金。
“当时云南流通的主要是当地发行的货币，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带着云南新政府的家底儿去的。”如今已89岁的滦南籍银行支队南下干部张子良说。
在银行支队成员李振华的女儿李丽的记忆中，父母最不喜欢吃白萝卜，因为南下路上“白萝卜既是菜，又是饭，吃了整整一路”。由于几乎一直在车上不好带水，连渴了都是啃萝卜。
即便这样，银行支队队员们却觉得他们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里“最幸福的”，因为整个南下支队里，只有他们是全程“坐车去的”。
不同于银行支队，任贵生夫妇是跟随大部队从南京出发，跨越苏、皖、豫、鄂、湘、黔六省入滇。而这段行程曾被邓小平称为“八千里路小长征”。
“他们一路上至少有三千多里是徒步行军，都是湘西峻岭、云贵高原这些难走的地方。”任蔚云说，自己的哥哥便是在行军途中出生的。
不仅有一路跋涉的艰辛，队员们在南下途中还不时遭受到匪徒袭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行至湖南怀化县榆树湾时遭残匪袭击，经激战毙伤俘敌多人，支队也有三人牺牲。
1950年初，云南支队几支队伍陆续踏上云南的土地，更大的危险也悄然降临。
西南是最后获得解放的地方，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较强。云南和平解放后，大量潜伏的特务开始策动、收编、组织土匪武装，举行暴动，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来自沧州献县的李振华南下到云南后，首先接管大理下关伪银行并任下关人民银行军代表。
“他们晚上从银行下班回来时，总有打黑枪的，不知道是谁打的，也不知道是打谁的。”李丽说，当时父亲配有警卫员，有一次子弹就打到了警卫员的袖子上。“那时候我父亲每次晚上出门开会，都是披着衣服，就是为了万一被敌人抓住衣服，能一甩衣服跑掉。”
很多南下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据统计，仅1950年4月至8月，云南支队在云南敌特匪霸暴乱中牺牲的烈士就有86人。
“因为新解放区缺干部，这些南下干部很多一上任便担任要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往往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牺牲。”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王宏说。
72岁的张征只从照片上见过父亲的样子。
母亲赵云彩随父亲张盾南下云南时，四个多月的张征和两岁多的姐姐，分别被寄养在母亲老家赵县的两个老乡家。直到张征六岁时，她和姐姐以及很多南下干部子女才被统一接到了云南。然而此时，他的父亲张盾已经牺牲了5年多。
照片上父母身着棉军装，张盾端坐在椅子上，赵云彩站立于他的右侧，左手从后边扶着椅背，他们表情庄重，目视前方。在照片背面，张盾在空白处写道“1950年3月7号于云南省玉溪县城内”。
4个月后，时任通海县委书记的张盾在杨广区指导征粮工作时，惨遭乔装成解放军的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张盾也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牺牲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赵云彩在这张照片空白处悲痛地写下：“此像是进军云南后，在玉溪会师时照下的，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合影。”
如今，在云南通海秀山公园里，有一座青石墓，墓碑上刻有“张盾烈士墓”几个大字。每年清明，墓前都摆满了鲜花。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翻越湘西雪峰山。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投身第二故乡
南下干部最大的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在当地的基层政权，并将其改造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在剿匪的同时，这些初来乍到的南下干部创造性地进行了征粮、反霸、镇反、土改等各项工作。
1950年3月，刘子钧被分配到玉溪地区工作，任河西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
河西县（后并入通海县）山脉连绵，森林茂密，少数民族众多，当地居民有汉族、彝族，还有云南唯一的蒙古族聚居地——兴蒙，玉溪最大的回族聚居地——纳家营。
“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榨，这里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我父亲一上任，便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地方开名绅士办学习班，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刘子钧的儿子刘云平说。
组织学习班时，宝泉乡有一位少数民族头领因为有顾虑不敢参加。刘子钧就叫上警卫员，在夜色掩护下悄悄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去拜访这位头领，取得了对方的支持和信任。
“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这一切创造性工作的来源，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努力工作的信念。”王宏表示。
伴随着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南下干部不仅生活工作的地方在变，工作内容和要求也在变。新的地方政权建立后，南下干部迅速投入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工作中。
洋派水库位于云南姚安县城西北7公里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其东南90公里处，还坐落着楚雄市目前最大的水库——九龙甸水库。
兴建两大水库，赵县籍南下干部杨彦芳（原名于亭来）都是重要参与者。
“当时楚雄地区十年九旱，姚安县是缺水严重的县，每年有数万亩水田只能推迟在大小暑栽秧，亩产只有100斤左右。”杨彦芳的儿子于速民介绍，1953年杨彦芳担任姚安县县委书记，在基层调研时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利用大石棚坝的水于小满时栽籼稻，亩产竟有1000斤。他将此事汇报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当时楚雄地委把修建洋派水库作为重点示范工程，杨彦芳担任党总支书记。
“父亲南下前曾在宁晋任民政科长，之前完全没有从事过兴修水利方面的工作，在洋派水库修建中担任要职，也是赶鸭子上架。”于速民介绍，父亲因为“有点文化”，“但这点底子不算什么，他们最可贵的是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是时刻根据国家建设和党的要求迅速地适应工作转变。”
洋派水库的成功，激发了当地兴修水库的热潮。南华县毛板桥水库、楚雄尹家嘴水库、大姚县妙峰水库、元谋县河尾水库、禄丰县东河水库、姚安县下口坝水库、梨园水库相继开工。
也正因为在兴建洋派水库中的出色表现，在随后的九龙甸水库兴建中，杨彦芳被委任为总指挥。
戎马倥偬，岁月悠悠。60多年过去，如今，两大水库依然是当地蓄水、饮用水源、防洪、灌溉的重要基础设施。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1949年春，刘子钧（中）与河北老战友摄于南京市。刘云平供图
记者手记
既是革命者，又是建设者
张盾，27岁；刘子钧，27岁；任贵生，26岁；张子良，17岁；杨彦芳，24岁……
这些河北籍干部，大部分人南下时竟还如此年轻。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最初在燕赵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党员，在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背井离乡、不怕牺牲、积极工作，挑起了接管和巩固地方新政权的重担。
是什么让他们在如此年纪便迅速成长为信念坚定、能堪重任的党员干部？
在介绍自己的父亲、赵县籍南下干部杨彦芳的情况前，于速民首先给记者讲起了自己的大伯和姑姑。
于速民的大伯于青来（原名于庆来）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赵县县委书记，1937年赴延安边区保卫处工作。受大哥的影响，于速民的姑姑于胜珍16岁便参加革命，17岁入党。1946年秋，化名李盛珍的于胜珍在高邑县马村蹲点搞土改时，发生了还乡团袭击马村事件，于胜珍不幸被叛徒出卖，受尽严刑拷打，最后被敌人凌迟而死。
“姑姑牺牲的惨烈，就像一根钉子一样，一直揳在我们整个家族的人心上，太疼了。”于速民说，杨彦芳本名于亭来，当年之所以改名换姓，也是避免牵连家人。一直等到新中国政权建立，杨彦芳的子女才改回了“于”姓。“面对这样的国仇家恨，大伯和父亲还有什么理由退缩，还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呢？”
仔细翻查名单上这些南下干部的资料，他们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烟中成长的一代，在南下前就已经有相当丰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经验——或许，类似王二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正是他们的童年经历。
这些革命者、建设者虽然年轻，但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张盾就总是担心自己能力不够。
当选为通海县首任县委书记时，张盾感到责任重大，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分配我到通海县任县委书记，责任太大了，脑子里不由得想到，自己是不够资格的。假如不是云南干部这样缺，绝不会让自己这样干。”接着，他写道，“可得好好地干，从实际中来充实。”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可以说我是从日记里认识了他，也读懂了他。”张征说，父亲的日记里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对照着毛主席和上级对工作的要求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哪里还不够好，“他总是说，自己就是人民的‘长工’。”
这群年轻的南下干部，既是革命者，又是建设者，他们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发扬着上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革命传统，用顾全大局、不怕吃苦、踏实工作、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扎根在祖国需要的地方，践行了自己的人生宣言。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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