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奥古斯都二世致信他的首相坎特·弗莱明，信中写道：“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地进行购买和收藏。”他还认真地强调：“我没有任何疾病，如果说有，那只有一种病，就是太爱瓷器。”原来，波兰“强力王”奥古斯都二世还是个中国瓷器收藏狂。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这是清代嘉靖时期诗人龚鉽所作《陶歌》。诗人曾在在浮梁县衙供职多年，他留心窑业，写下这首专门赞美景德镇青花瓷的诗篇。
大家好，我是@张瑞水下看世界 创作团队瓷器专家——墨逸，在古物里发现中国，在文物中探究历史，今天我们一起踏上古人千年前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探寻我国古代制瓷业的一颗明珠——明清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器。
两千年后的今天，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拓陆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已广为流传。然而，我们的祖先很早之前就将眼光放到茫茫大海之上，千百年来中国人探索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
从先秦时期，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造船术和航海技术，大概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中国已经真正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并开始将丝绸、瓷器等运销海外。直至今日，中国瓷器从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外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西方人眼中，瓷器代表了中国，中国就是CHINA。
青花瓷始烧自元代的景德镇，至明清时期，随着制造工艺、绘画技术的不断改进，青花瓷的产量大增，一跃成为瓷器生产的主要品种，同时也大量远销海外，受到极大的欢迎。
欧洲人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使得他们的海外贸易版图不断扩大，也使中国明清时期的瓷器外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明朝初期（14世纪末期至15世纪初期），明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合法贸易基本为朝贡贸易，但是由于海外贸易利润极高，所以也有很多私下贸易暗中进行着。
永乐时期(公元1403-1424年)，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郑和七下西洋，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访问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进一步将中国瓷器与丝绸宣传出去。
而到了明代中晚期（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葡萄牙人最早设立东印度公司，贩运中国瓷器至欧洲，甚至大量销往美洲、澳洲等新大陆。
清康熙时期（康熙在位时间：1661年—1722年）开放海禁后，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等国家都设立了贸易机构，货船的装载量也大大提升，每年货轮运输瓷器达到几十万件以上。
而到了18世纪末，因为日本及欧美的制瓷技术趋于成熟、鸦片贸易盛行以及国内战乱等原因，中国瓷器贸易的规模急速下降，尤其是嘉靖、道光之后，景德镇瓷业萎缩，景德镇青花瓷贸易量更是锐减。
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品种多样，从考古发现来看，主要是青花瓷，除此以外还有白瓷、黑釉瓷、绿釉瓷、釉上彩瓷等。其中青花瓷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其中翘楚，外销青花瓷不仅仅是实用器，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对输入地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冲击。青花瓷上绘制的植物动物纹饰、诗词书法、人物故事等，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对输入国的艺术与文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景德镇作为青花瓷的主要产地，自元代开始以大量生产外销瓷器。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烧制外销青花瓷技术趋于成熟，产品畅销亚非各地，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明清。
清代，随着海外对青花瓷的需求持续扩大，除景德镇外，福建及广东的一些窑口也开始烧造外销瓷器，其中主要有福建德化窑、平和漳州窑、华安漳州窑等[1]。
德化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西北百余公里处。德化窑产品自宋代就大量销往海外。明清时期，德化窑以生产细腻洁白的白瓷闻名，尤其擅长人物瓷塑。与此同时，由于德化窑地理位置临海，具有丰富的制瓷原料等优势，大量烧制青花瓷器并外销。德化窑的产品以碗、盘、碟、壶等实用器为主，装饰风格自由，笔触粗犷。
漳州窑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地区平和县，是闽南古代重要陶瓷产地。明代万历年间，漳州窑达到鼎盛时期，漳州青花瓷外销至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尼、欧洲、非洲各地。其中“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中大量是漳州窑产品。
除了具有明显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器外，反映不同民族生活需求与文化的青花瓷器也各具特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瓷器样式自15世纪开始都发生了所谓的“伊朗式”的变化。“伊朗式”指代的就是伊斯兰风格的瓷器[2]。
元代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就已畅销到伊斯兰世界各地，一直到明初的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继续用苏麻离青烧造青花瓷。用苏麻离青绘画在白瓷胎上，经过高温烧制后会呈现幽靓的蓝色，由于青料中铁元素含量较高，烧成后有黑色的沉淀，俗称“铁锈斑”。
这种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最大的特点在于独特的器形。永宣时期，除了继承元代流传下来的大盘、执壶等造型，还烧造出很多此前未见的新器，如：天球瓶、绶带耳葫芦扁瓶、扁壶、方流执壶、折沿盆、鱼篓尊、花浇、八方烛台、无挡尊等等。这些器形大部分都可溯源至西亚等阿拉伯地区的金银器、玻璃器和陶器的造型上。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真主是无形的，所以任何建筑与器物上都不得绘制人物及动物的形象，然而植物是无生命的，所以在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中，往往以各类几何纹和植物纹作为装饰纹样。
伊斯兰风格几何纹常见六角星、八尖星、十尖星等，图案层次繁复，富于变幻，构图饱满，往往在几何纹中又填充着植物纹饰，例如永乐青花锦地花卉纹如意双耳壶。此外，还有一些瓷器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进行装饰，也常见于伊斯兰风格青花瓷器中。
明代中期以后，瓷器外销的市场重心发生变化，由伊斯兰地区转向了欧美及日本。
清末陶瓷鉴赏家陈浏在他的著作《匋雅》中所云：“康窑有青花大盘，椭圆而长，长可二尺，宽及尺。盖西餐所用，颜色美好，笔法工细，为国初教士所特制。或即南怀仁、汤若望之流亚欤？盘中画皇冕徽章，旁有两翼之狮狗，分攀于其上。载有拉丁古文，阳历年月，吾华业瓷者宜知所取材焉”[3]。
《匋雅》中提及的就是大家可能最为熟知的，欧洲风格的青花瓷器，这类瓷器数量大，纹饰华丽精美。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景德镇就开始按照欧洲订单的要求，生产适合欧洲人生活习惯的各类瓷器。而到了17-18世纪，欧洲已经成为最大的瓷器外销市场。
这一时期的欧洲贵族们用中国瓷器能够彰显他们的财富水平和社会地位，纷纷把瓷器作为室内陈设和装饰品。
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宫廷贵族追求奢华的生活，尤其热衷于收藏中国瓷器、丝绸等，甚至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此后欧洲各国都掀起了收藏青花瓷的风潮。
欧洲人定制的青花瓷器往往以日用器皿为主，主要为餐具、茶具、咖啡器具三大类，往往对瓷器的器型、纹饰、尺寸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欧洲定制的成套餐具中，除了碗盘之外，汤盆、黄油盖盆、盐罐、调料碗、双口调味瓶等器型为西餐中使用的器具，而啤酒杯、高筒咖啡杯、奶壶等是西方咖啡文化和饮酒文化的需求的反映。
定制青花瓷对于纹饰也有相关的需求，基本上以徽章、动植物纹和人物故事纹饰三大类为主。其中，装饰徽章的瓷器也被称为“纹章瓷”，纹章瓷数量颇为可观，往往是私人、家族或者城市定制的，由于形制特殊，所以价格远高于一般的贸易瓷器，甚至达到十倍之多。
十八世纪上半叶，随着粉彩瓷器逐渐流行，由于其装饰性更强，便开始取代青花纹章瓷，成为欧美定制瓷器的主流。
人物纹饰则因注重表达故事情节和传递情感，更受到西方市场的青睐。中国传统的人物故事纹，如刀马旦人物、婴戏图、仕女图等形象都展现了西方社会所好奇与追求的东方风情。与此同时，西洋人物也在青花瓷上占据一席之地，内容多为宗教、神话故事，此外也有从皇室贵族直到平民百姓的形象出现在瓷器上，题材十分丰富。
外销日本的日本风格青花瓷器与上述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别，除了日常用的碗、盘等器具，专为日本茶道和花道烧制的茶香具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明代后期，日本向景德镇定制茶具和餐具中，以炉、盒、瓶、罐、盘等为主，其造型注重营造意境，有对竹子、花卉、山川、动物等的造型模拟，与反映自然的各种纹饰相映成趣。
日本风格青花瓷器的纹饰也不同于中国青花瓷纹饰的布局，其最大的特点是模仿丝织物的图案。圆形图案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圆形开光中往往装饰着动植物纹饰。
与中国文化相似，日本风格瓷器的纹饰上也注重用动植物表现吉祥的寓意，动物纹中以兔纹、鹤纹、羊纹、鸡纹等祥瑞图案比较常见，而植物纹中则是主要为松竹梅、桃花、柳树、菊花等。不同于中国风格青花瓷，日本瓷器纹饰喜欢不对称形式的装饰，开光风格也比较特殊。
其中古染付是专为迎合日本人民的审美生产的一种青花瓷，用大写意手法绘制纹饰图样，简单质朴，风格飘逸。
时至今日，青花瓷器仍旧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中国瓷器的千年窑火，从未断绝。青花瓷是中国千年制瓷经验所凝结成的一颗明珠，其在人类制瓷工艺上的地位无可取代，也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外销青花瓷不仅仅是一件件出口商品，更是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传播海外的媒介，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中国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新时代我们更应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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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陆明华：中国陶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清]寂原叟撰,杜斌校注:甸雅,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