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闻记者斯诺，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早期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印象。

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胡适、董必武等一批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期间，受毛泽东的委托，董必武代表共产党一方，争取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的支持。

7月1日，蒋介石政府派出了国民参政会代表傅斯年等5人访问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合作之事。蒋介石之所以派出傅斯年，是想利用他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时的旧交，劝说毛泽东。而毛泽东则就势再次通过傅斯年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问候，争取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并想通过傅、胡，取得美国朝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后来，傅斯年通过报纸转达了毛泽东对胡适的问候。

其时，胡适正与宋子文、顾维钧等，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8月24日，胡适意兴大发，在纽约给毛泽东拟一中文电报，托王世杰在毛泽东于8月29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面呈毛泽东。在电报中，他要中共学英国工党，放下人民武装，这对于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这成了胡适与国民党走到一起的最重要的桥梁。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受到国民党党政要员，包括蒋介石、孙科等人的热情款待。因此，国共两党相争，开战在即，胡适倾向于国民党当局。

胡适是清华出身，但一生又对北大充满深情，他在北大的地位是公认的，特别是抗战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北大教授都希望胡适尽快回到北大。胡适的得意学生、地下党员、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投奔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吴晗向毛、周谈到北平地下斗争及高校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邓广铭和季羡林对此均有回忆。邓广铭在《我与胡适》一文中曾提及：“当时还有些传言，说共产党要他（指胡适）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表示怀疑，说：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的馆长吗？”

吴晗、邓广铭、季羡林分别是胡适的学生、助手、下属，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应该是可信的，而且，胡适这样资望的学者，加之无党无派的身份，也完全符合中共统战标准。

但胡适对这些却大不以为然，“不要相信共产党员的那一套”。结果，于是中共中央便在后来宣布他为“战犯”。

12月15日在北平南宛机场，蒋介石派专机将胡适运出被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的北平城……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有：（1）陈垣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新生的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制度。”（2）陈垣自己作为旧时代过来的学者，对新社会新事物的价值认可与接受：“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3）劝胡适回到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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