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上海闸北区检察院对一起中学女生卖淫案提出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年龄均在18岁以下，最小的两位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经检察机关调查，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都不错，她们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共9所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

检方认为，这起少女卖淫的案件呈现出日本“援助交际”的雏形，一些参与卖淫的女孩家境并不差，而是因为手头缺少零花钱，才去主动“约会”嫖客。检方在相关报道中公布了一个案例：

小文与娜娜（皆为化名）是从小玩到大的邻居，而萍萍则是小文的同学。从2009年底开始，这3名均未满18周岁的少女，通过网络QQ、电话联系等方式，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多名嫖客发生性关系，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

2010年初，萍萍曾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小敏卖淫，每次收取300元介绍费。此后，小文开始自己或和朋友一起介绍其他少女卖淫，并收取介绍费。

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小文和小敏帮助女孩小蒋，用网名“雯雯”的化名，上网向“好友”发布消息，问“需不需要介绍小姑娘玩玩”。她们用这种方式联系嫖客，并约好碰头旅店。小蒋当晚找到嫖客的房间卖淫，而小文和萍萍则收取400元的介绍费。2010年11月至今年1月，小文曾3次单独介绍、一次与萍萍共同介绍一名姓费的女孩卖淫，共计获得介绍费2000余元。2010年10月，她与娜娜、萍萍一起多次介绍女孩小华卖淫，获得介绍费逾千元。

这一案件涉及的人数之多、涉案人年龄之小，均创下建国以来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敏感的媒体记者当然不会放过。我们在查阅资料时，注意到上海受众最多、媒体转载率最高的《新民晚报》最先报道了这起案件，其中透露了一次检察官与小文的对话，让旁观者得以直观这一案件别于传统案例的复杂背景。

检察官：你小小年纪，自己卖淫，又介绍熟人或者同学从事性交易，你的家庭条件困难吗？

小文：不困难。我的父母是国有企业、公司的工人，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每个月收入稳定，也会定期给我零用钱，和一般家庭的条件差不多。

检察官：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小文：我比较贪图享乐，希望不用依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谋取利益。好好读书，上大学，再找到好工作的途径，在我看来，来钱慢，既不实惠又不现实。因为我的成绩不好，读的又是职业高中，将来毕业后也就是到一般的公司、企业做工人，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吃不了这个苦。

检察官：你为什么要介绍你的同学、好友一起做这种事?

小文：并不是我故意要拖她们下水。因为我们都是通过朋友互相介绍认识的，有职业学校的同学，有以前的邻居朋友，其中有一些人早就不上学，（瞒着父母）在社会上游荡。我们在外面玩，买衣服、首饰，吃喝玩乐、寻求刺激都需要钱。久而久之，父母给的零用钱根本不够开销，大家都有卖淫赚钱的想法，并不是有谁逼迫谁……

上海媒体对少女卖淫事件的报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酵，一时间成为众多媒体用以吸引眼球的热门题材。可是奇怪的是，就在各类记者纷纷赴上海搜刮此案件的大道消息乃至花边新闻时，上海本地媒体的发声却戛然而止。我们就此事询问了一些同行，他们都说，因为此案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所以上面发通知不让报道。

外界有人猜测：以纸包火的真正原因是这个案件让爱面子的上海人觉得“坍台”（跌面子）。

不管上海媒体究竟因何种原因停止对此起案件的后续报道，也未及等待法学专家和青少年犯罪研究学者对此种现象的研究结果出炉，众多外地媒体蜂拥沪上，在学校、在司法部门、在弄堂、在市民家庭掘地三尺，寻求究竟。

2011年11月18日，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在封面位置以“少女援交谁之痛”为题标刊发提要：“她们在很多城市的夜幕中暗自转换角色。她们身边，盛行着攀比之风，充满了叛逆与猎奇，被消费主义浸染的她们为此行走在边缘地带。穿上校服，她们被认作是稚气未脱的孩子；脱去校服，她们就变成陌生男人怀中的伴侣。她们越过一条线，从中学生变成‘援交妹’……”

由此，“上海援交妹”、“上海援交女”的称谓浮出水面，不管爱面子的上海人乐不乐意，这些个国人感觉陌生、中国法典上从未使用过的刺耳词汇，一夜之间不约而同、铺天盖地出现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时隔数日，经过一番深挖细找，记者们纷纷发现：“援交妹”远不止活跃于沪上校园，东北、广东、四川等地早有出现。于是，大家迅速撤离上海，去外地开辟新战场。不日，在“援交”系列报道中，“上海”的冠名被拿下，仅存“援交”字样。

尽管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人天天面对大量舶来语，早已练就“见怪不怪”的定力，但对于“援交”这样的新词儿还是表现出极高的兴趣，我们以此为主题词搜索百度，相关标题竟多达三千余万条。学术界自是更加敏锐深刻，“援交女”与“卖淫女”有何区别？援交现象的起源……等等，都成为专家们的严肃话题。

记者有闻：“援交”一词为“援助交际”的简称，最早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泛指二战后日本一些贫苦女性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经济帮助的行为。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援交”现象得以蔓延，并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即由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由于援交已然成为公开卖淫，1984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出台《卖春防止法》，取缔了此类援交中介公司，但却未能阻止住援交现象的发生，“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中学甚至小学女生也纷纷加入了援交队伍。与此同时，援交文化开始向亚洲其他地区输出。

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台湾“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将援交定义为“一种特殊双向互动的色情交易，即少女（特别是尚未走向社会的女中学生）接受成年男子的援助，包括金钱、服装、饰品和食物等物质享受；成年男子接受少女的援助——性的奉献。”

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在中国大陆，援交现象的出现也并非今日今时，上海也并非首例。早在2005年，辽宁沈阳就出现过学生援交组织，一个名为“援助交际区”的网站以俱乐部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公开招募会员，并公开昭示：“我们都有一种需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快乐与金钱，非诚勿扰！”后经辽宁警方调查证实，这个交际区共有成员100多名，其中多数是在校女生。

总之，中学生援交行为起源于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的性文化现象，仅以2009年为例，日本有关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女高中生承认自己有援助交际行为；在香港的一项调查中，3000名平均15岁的学生，32%的人参入过有性行为的援交活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对6023名5-24岁的青少年做了调查，结果发现有12.7%的人有过性行为，其中有4.3%的人有过商业性性行为。有国外媒体与援交现象研究者预言：“创造下一波援交人数记录的，将是中国大陆。”

为了证实外媒耸人听闻的预言，我们对援交现象比较活跃的几个城市做了有限调查，以各种方式访谈了部分援交女生。

【第二现场-作者对话】

蒋：自从上海中学生援交案被曝光后，想找到她们非常困难。我通过中间人介绍找到第一个“她”。她敲门进来时，我以为是住酒店的人敲错了门。

吴：为什么？

蒋：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18岁的美丽与阳光，衣着、谈吐从容得体。

吴：我记得你开始调查之前对援交女生的评价是“校园卖淫者”。会不会你第一眼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蒋：她的故事从开头就很另类。

吴：“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蒋：你要是见着她，就不想谈文学和哲学了。言谈举止，显得是那样有教养、有气质，真不知道由何教化。

吴：有些人的气质是通过教育熏陶出来的，有些人的气质属于天生那种。

蒋：见面后，她微微一笑，很平静、迷人，然后娓娓道来……

【第一现场-采访当事人】

她：开始很简单，没钱买颜料、画布、参考书……哦，我从小就爱画画，初学时使用铅笔、蜡笔，随便一张白纸就行。上高中喜欢上了油画，您知道吧？油画开销很大，我的家庭很贫困，父亲在这个城市卖苦力打工，我就读于打工子弟中学。为了满足我的绘画爱好，父亲省吃俭用，给我在少年宫报名上油画班，光是学费每年就要一万多，还有买材料的钱，而他一个月的工钱才4000元左右，老家还有妈妈、两个弟妹和常年卧病在床的爷爷。

蒋：你多大开始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