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匡互生及其同仁创办了立达学园，在这里，一众进步知识分子得以试验他们教育理想，立达学园也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民主讨论、民主管理的平台。立达学园最具特色的办学形式便是农村教育科，在那里立达同仁们实践了当时盛行的工读主义教育，并取得了卓越成就。随着立达学园的不断发展，它也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名校。立达学园的成功经验值得后世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
立达学园中的“立达”一词出自《论语·雍也》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句，立达学园的同仁们正是这句话的实践者，他们以“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国家栋梁。但是，目前针对立达学园的办学机制的研究并不多，与其最有特色的农村教育科相关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立达学园的办学机制，尤其是农村教育科的办学机制，探讨立达学园是如何将民主教育和劳动教育从书本上的理论转化为现实中实践。
一、学园沿革
1925年2月，匡互生等人于俭德里10号创建了立达学园的前身：立达中学，此时仅有初中学部共三个年级。同年三月，立达学会成立，九月，立达中学更名为立达学园，并搬迁至上海江湾地区，增设高中部和艺术专门部。1926年6月，艺术专门部改为文艺院，下设中国文学系、西洋画系和图案画系。1927年1月，学园中国文学系停办，8月成立立达学园董事会，负责学园经营。1929年8月，学园增设农村教育科，最初设在江湾校园内，1930年2月迁至上海南翔柴塘村的合作农场。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立达学园损失惨重，农场鸡舍被毁，学校一度停办，9月底学校重新开学。1933年4月，学园创始人匡互生去世，陶载良被选举为校委会主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学园原址被毁，迁至租界内办学。1941年，立达学园四川分校在四川隆昌成立，同年12月，上海立达被迫解散，四川分校改称立达学园，1946年，隆昌立达学园停办。1947年9月，立达学园在上海松江复校招生。1953年，松江县文教科接管立达学园，改名松江第三中学。
二、立达学园的教育理念和农村教育科的引入
立达学院的宗旨是“健全修养人格，实行团体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1]
立达创始者们企图通过教育，特别是工学结合，农村教育来影响社会，改造社会。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立达个性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教育是一种塑造人的工作。匡互生一再提到“人的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只有教育的功夫”。于是主张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青年，进而改造社会，变革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促进人类自身的进步[2]。
在此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创始人结合中国实际，决定创立农业教育部。创始人认为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农业社会，农村需要生产方式的改良，旧经济组织的改善，也需要文化程度的提高”，于是要培养“新农夫”，而不是从农民外的指导者能做的，认为这是“把中国在20世纪的竞争中避免没落和被压迫的厄运”的好办法——即用劳动将学生训练成新农夫，用教育使农民成为新农夫，以此改革农村落后的面貌，实现强国救国。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歌》的歌词里：
青年，青年，我们是青年，农人的先锋。到农村去，共同生产，丰富社会享用;
到农村去，帮助成人，教育儿童;
到农村去，努力合作，铲除一切苦痛!
到农村去，创造万人福利，用我们的全力，击起农村改造的洪钟。[3]
其次，对于中国教育来说，创始者们认为当时的教育普遍存在内容空洞而没有效用情况，无法将教育转化为切实的生产力，知识和集体生活以发展，充实社会。因此在若干年的实践验证之下，认为农村教育的工读方法是可行的，藉此来为中国教育做贡献。
三、民主的教育：立达学园及农村教育科的组织形式
《立达学园旨趣》写道：“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4]立达学园和农村教育科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也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区别于一般的教育机构，立达学园不设校长，由导师会（后改组为立达学园行政委员会）主持全园事务。导师会由立达学会推选的导师组成，导师任期5年，导师会下设导师会主任一职，虽然名为主任，但仅仅担任对外代表的作用，重大事务由导师会议决定。[5]对于学园具体事务，学园设置了数个委员会进行管理，其中教育委员会由各科部主任组织，训导委员会由各科部主任和学生自选指导员组织，庶务、会计、编辑、图书仪器委员会由导师会聘请，体育、农作、食事委员会由全体师生选举产生。[6]1927年，学园成立了董事会，负责立达学园办学资金的筹集和保管，审查立达学园的预算决算和推选立达学园的行政委员（即原导师会导师）。[7]
立达学园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学园中不存在某个人大权独揽，各部门分别自负其责，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学园的办学质量由于领导者的水平不足而下降，但同时，这一制度缺少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跨部门的事务处理只能通过临时会议协商，缺少一锤定音的决定者，相对较为低效。
农村教育科针对工学合一的特点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组织结构。
秉持“本互助精神，采合作制度，共同消费，共同研究，求工学和一之实现，借以养成改造农村生活之实力”，农村教育科成立了工学社。工学社是当时农村教育科集生产，学术，生活为一体的实践研究组织。
工学社分为总务，生产，消费，学术四部，下又细分不同事务小组。总务部负责会计，对外交际和文书工作。生产部负责具体园艺和畜业（鸡鸭蜂）工作。消费部负责科员日常饮食和物资购买。学术部负责农业研究，图书出版，以及文艺娱乐生活的开展。其中以生产为主，主要内容是利用上海的市场销售鸡蛋并扩大规模。由于生产事业最为注重，学生的学术研究时间较少，因而重视学生自主学习，指导员只起顾问作用。社员是本科的全体学生与指导员，社干部都由社员公选。[8]
然而在创立时期，社中成员就有了偏重生产而轻视学术的倾向。淞沪会战之后，学校实在受到巨大打击，为了恢复消费问题，工学社因而更加重视生产，成为了学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进而引发了工学社与学校关系的混乱，以及工学社原本实践教育性质的丧失。
1933年，工学社解散，在学校主导生产学术消费的基础上，本科重设“四部”——即生产社，消费社，学艺研究与农村服务社。生产社是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从事生产的生产组织。消费社负责一切日常事务。学艺研究社由学校组织的课程和学生自主组织的研究会共同组成，主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农村服务社负责农村的社会服务，例如农村考察，农村建设，以及办理农民补习学校，建立合作社救济农村经济。
本科由指导员组成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四社进行指导，由选举产生科主任。但科主任主要负责会计工作，重大事务仍由指导委员会共同决定。各社社员由全体本科学生组成，各部下属分有事务组。社员大会为各社的决定机构，选举出社主席以及各事务组理事。在各社之上又有四社联会统筹规划各社事务。本科组织架构即是以指导委员会为领导，四社具体开展学习事务工作的形式。[9]
四、民主教育的财政支柱——立达农场
立达学园作为一所纯民办的学校，并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的补助。在学园创办的初期，学园的主要运行资金来自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根据匡互生所写，开办时“开办经费不过捐款百余元，借款五百元”。[10]相比于办学的巨大开支，这些捐款九牛一毛，随着学园的发展，为了筹集资金，学园尝试了多种途径，包括抵押校舍获得贷款，教师变卖个人财产补贴学校等，但这些终究不是可持续的方法。一般的学校往往靠学费维持运营，但立达学园秉持有教无类的方针，学生缴费不高，家境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减免学费，所以学费的收入不足以覆盖所有的开支。以1925年为例，第一期招收新生60人，55人交足学费，一共收入1880元，相比之下，仅仅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行所需的费用就达到1800余元，这还是在多数教师不拿薪酬的情况下，学园也才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因此更无剩余资金用以发展学校。[11]
但随着农村教育科的创办和立达农场的发展，学园逐渐从自营农场上看到了自给自足的希望，因此学园不单单将立达农场看作是农村教育科学习和实践的基地，同时也将其看作是一个经济农场。在《立达学园农场概况》中，匡互生将农场的目标定为：“第一，我们自然仍期望我们的农场永远不离开了教育的意义；第二，我们期望我们的农场在经济上能够自我维持，进而维持我们的学园。”[12]按照匡互生等人的计划，到1930年，农场每年的生产能力在9000元以上，1931年年生产能力要达到11000元以上，后来农场的发展基本符合甚至超过了预期，在“一二八”事变之前，农场的年收入达到了12000元，完全能够维持学校的运转。[13]依靠立达农场，学校得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才有机会实行独立的教育，教授独立的思想，可惜“一二八”事变后农场损失惨重，再也不复之前的辉煌。
立达农场极大地创新了民办学校的财务模式，使民办学校从一个需要利用教育获利的商业机构转变为公益机构，由校办的生产部门提供运营的资金。这种转变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学校可以无视财务上的压力将学费降低到普通家庭相对可以承担的水平，使得“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同时，校办的生产部门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劳动教育的场所，可谓一举多得，是立达学园的一次重大创新。
五、劳动教育：农村教育科的教学与实践
农村教育科贯彻了工读主义在劳动中学习的观念，其课程不仅有传统的学科教育，也加入了劳动技能方面的教育，力图培养具有复合型能力的新农民。农村教育科的课程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一是传统的学科教育，包括公民、国文和外语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外语课程选择了教授日语，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的传统农业与中国非常类似，“从隋唐时期开始，日本便吸纳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日本成为中国引进西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榜样和窗口，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中转站。”[14]
其二是专业的农学教育，包括农业概论、作物学、园艺学、土壤学、肥料学、病虫害、育种学、畜产学和农产制造学。
其三是通识教育，包括了气象学、森林学、测量学、农业经济学、农业问题、乡村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小学教育、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行政、历史地理、社会学、社会调查、实用物理学、实用化学、实用生物学、经济学、农村问题、医药常识、簿记、图画和音乐，从中可以看出，农村教育科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农民，而是培养农村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借此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局面。
其四是劳动实践，包括了农作、试教、军事训练等，这一部分课程在所有课程中占最多课时，达到了总课时数的一半，说明农村教育科的教学不仅是从课堂上学，更是从实践中学，立达学园的教育者非常注重劳动实践对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道德品行的重要作用，以“养成学生‘勤劳质朴’如农民的习惯”[15]
具体的课程课时安排如下：
[16]
在学习之余，农村教育科的师生也贯彻了立达学园的宗旨：“修养健全的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17]，积极参与农村建设，试图将旧农村改造成“万人幸福”的新农村。在立达农场所在的南翔地区，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师生们创办了各类实践组织以改善村民生活，包括农民补习学校，对农友问诊处，运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艺会等。这些组织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农村教育科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接受教育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反过来教育村民以带动农村的现代化。以农民补习学校为例，自1931年创办到1934年，一共招收了学生四百余名[18]，除了扫除文盲外，农民补习学校还创办了农村妇女补习班，以培养优秀的现代家庭教育者。他们认为“改造农村从妇女教育着手，实为重要工作之一。农村妇女有相当的知识，不但可以帮助做各种农村改进事业，同时，使她们注意家庭教育，则能由此养成下代优良的国民。”[19]这些农村服务组织虽然由于战争波及未能延续，但他们的实践给后来的农村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六、与同时期国内外的劳动教育的对比
农村教育科是新村主义的实践者，是中国劳动教育的先锋，也是世界劳动教育的助力者。
匡互生先生与夏丏尊等为首的一部份同人早在1922-1924年就任于浙江春晖中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工读主义的新村劳动教育实践尝试，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创办立达学园后，他们才得到了第一次实践的机会。立达学园要求劳动，旨在通过劳动培养学生的意志，进而实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的愿望。正如农村教育科科歌中唱的一样：“到农村去，创造万人福利，用我们的权力，击起改造的洪钟。”农村教育科工学社就是其直接产物。它是匡互生等人的菜园新村主义的具体的首次的实践。在别的地方还在做纸上的空谈时，立达已经开始了“推行我们神圣的生活”，开展了工读新村式的劳动教育事业。[20]
国际上来看，农村教育科继承了西方先进的劳动教育理论，并加以创新。从农村教育科的办学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到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的影子。凯兴斯泰纳是欧美劳作教育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与代表人物，他将德国普通国民学校改革为新型劳作学校，推行劳动教育。凯兴斯泰纳将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使普通国民学校变成为学生从事某项职业奠定基础的劳作学校，以期使学生具备基础知识、职业智能、职业技能和劳动意识等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基本素质，让社会上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对国家有用的国家公民。[21]具体来说，在凯兴斯泰纳的劳动教育中，学生将得到充分的机会发展手工业的劳动技能，并将其同学科知识联系起来，一方面在劳动实践中提升技能，另一方面也通过劳动实践学习知识。但是，与农村教育科不同，凯兴斯泰纳的劳动教育最终目标是培养对国家有用且愿意为国家服务的和谐发展的公民，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成为一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工，终究还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求。[22]
农村教育科的劳动教育则在农业技能教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学的实践与能力培养，不仅要做到“耕，读”，即掌握劳动技能和学科知识，更要“奉公”，即服务与改造社会，“消除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而不仅仅是成为普通的体力劳动者。[23]这不但与工学主义的流行紧密联系，更是因为这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困境所要求教育者们提出的出路。立达创立的是让学生成为改造社会的人才，让劳动者集体的利益更大化，这是一种政治理论实践与探索。
七、结论
本文研究了立达学园在学园运行模式和劳动教育领域的创新和突破，这些创新不仅在学园本部的管理与教学中有所体现，更体现在农村教育科的创办与发展上。作为一个全新的办学模式，农村教育科不仅开创了劳动教育在中国的先河，更是继承和发展了许多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教育理论。在组织形式上，立达学园通过导师会等形式进行管理，没有设立校长，实现了办学的民主化，在农村教育科中，师生们创办了工学社这一带有明显工读主义色彩的互助组织，既发挥了学生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对集体生活的适应力，又保证了教学活动和劳动的高效组织。在财务模式上，立达学园创新地创办了立达农场这一校办生产组织，它将教学实践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除了为劳动提供一个教学实践的基地，也能作为学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支持学校独立自主健康发展。在教育理念和课程内容上，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不仅仅只是教授农学，更是为了培养可以改造旧农村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农村教育科的教学内容中引入了大量通识教育和劳动实践的内容。直到今天，立达学园的办学依旧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当今推行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其所主张劳动教育也许能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宝贵的经验。
[1] 《本科史略》，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2] 《本科史略》，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3] 陈范予，《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歌》
[4] 《立达学园旨趣》，载《立达学园一览》，第23页，1926年
[5] 《立达学园组织大纲》，载《立达学园一览》，第45页，1926年
[6] 《立达学园组织大纲》，载《立达学园一览》，第45页，1926年
[7] 《本学园董事会章程》，载《立达》三周纪念号，1928年
[8] 《本科史略》，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9] 《本科史略》，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10] 匡互生，仲九，《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校园》，载《立达》第一期，1925年6月
[11] 匡互生，仲九，《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校园》，载《立达》第一期，1925年6月
[12] 匡互生，《立达农场概况》，载《中学生》创刊号，1930年1月
[13] 《本科史略》，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90页
[14] 刘丹丹. 《农学报》与日本农业生产技术传播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8.
[15] 张石樵，《教育报告：立达学园高中部农业教育科“工学”生活底试验》，载《教育杂志》第23卷第2期，1930年
[16] 《本科学则》，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8页
[17] 《立达学园旨趣》，载《立达学园一览》，第23页，1926年
[18] 《农民补习学校》，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7页
[19] 《农民补习学校》，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7页
[20] 张石樵，《教育报告：立达学园高中部农业教育科“工学”生活底试验》，载《教育杂志》第23卷第2期，1930年
[21] 邓冉，《西方教育家劳动实践历史研究（6世纪—20世纪20年代）》。【D】。天津师范大学.2022(11)
[22] 邓冉，《西方教育家劳动实践历史研究（6世纪—20世纪20年代）》。【D】。天津师范大学.2022(11)
[23]《本科旨趣》，载《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