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跨越空间的技术与记忆——以辽金美术遗产为例

艺术家史论家策展人

时间： 2021.3.29

【内容摘要】本文以辽金美术遗产为例，从奉身之具中的织金绘印与安花巧密，到深嵌女真记忆的石椁板材，以及宋辽交聘往还中的鞍鞯华楚与马上事艺，透析10世纪末以来多元游牧政治体与中原王朝长期规则性的紧密互动与交融发展，在自然的技术性征服中达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构筑了心物同构的审美意涵和跨越空间的文化景观。

【关键词】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遗产

草原丝绸之路呈网络状分布于亚欧大陆草原上，是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更是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千年历史发展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的时空范畴内，先后塑造构建了体量巨大、体系复杂的游牧政权，波澜壮阔的多元文化在这一时空境遇里遭际、碰撞、荟萃、交融，汲取不同地区的文明精华，衍生了悠久的游牧文明与审美创造，形成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化意涵，是中西文化传统相互激荡、共生发展的见证。生息在这片广阔区域中的游牧民族或掌控着这里的政体蓄积了巨大的内生力，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向东、向西发展，与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等不同的文明共生互融，交相辉映。10世纪末，草原丝绸之路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时期，墓葬遗迹中辽金贵族奉身之具的织印绘绣、大型石椁的材质偏爱与雕刻技法的纯熟，以及文献记载中宋辽交聘的鞍鞯纷呈与工艺竞技，都彰显了辽金时期多元游牧政体与中原王朝长期规则性的紧密互动与交融发展。

20世纪以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研究和拓展比较的新材料和新视角。

一、奉身之具中的织金绘印与安花巧密

史籍文献多有记载金朝女真对汴京皇宫的劫掠：“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1]“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2]可见，汴京宫廷各类器物、内侍工匠，乃至市井百工被大批北掳确有史实记载。丝织原料抑或工匠，通过宋金岁币及金朝对宋朝东京府库的掠夺等进入金朝官用丝帛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3]

以丝织品为例，与两宋时期的墓葬丝织品出土相比，同时期辽金墓葬出土遗迹相对丰富和完整，尤其黑龙江阿城巨源发现的齐国王墓的丝绸与技术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4]在相对局促的墓葬空间中，男女墓主人凭借所着30余件服饰展示身份地位与织锦巧思，若隐若显地呈现了人性的温暖与关怀。男女墓主人服饰均从头到脚，自内至外，形成套件的组合形式，包括袍、衫、裙、裤、腰带、冠帽和鞋、袜等。以绵、夹、单分为三大类，可谓考虑妥帖周到。比如，男性着8层17件，包括素罗垂脚幞头、绵袍、绢单上衣、绵护胸、绢腰带、绢丝绵钓墪（套裤）、绢夹袜等。女性着9层16件，亦有绵袍、罗单衣、罗绵腹带、绵钓墪（套裤）、绵裙、罗腰带、罗地绣花鞋等。[5]有意思的是服饰种类中的袍和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和女真常服的款式，推测有按需定制的可能，因而在地域生态的实用性之外也有文化交往的体现。此外，棺盖板上还置放团龙卷草纹丝织品，棺内四壁悬挂鸳鸯纹织金绸帷幔。出土物中颜色丰富多彩，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各种颜色中又有深浅之别。不仅如此，精美繁密的花纹图案也是制作考究，从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到各色卷草、团花、碧桃、蝴蝶，可谓花团锦簇，愈显服饰的雍容华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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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ˉ 齐国王墓椁内丝织品（出自《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

齐国王墓出土丝绸用品在材质、技术、工艺上体现出丰富性、完整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类似百科全书式的缩影。而促成这一效果的实现在于材料的高档、技术的领先、色彩的丰富、纹样图案的多元与别致，其用工之巧、用心之细，不能不说与唐宋以来朝野的物质积累、技术创新和人文精神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各地的丝织生产与技术创新。

齐国王墓所出衣裳、冠履、服饰均为华美的丝织材质，鲜见北方苦寒地域女真贵族习用的貂鼠羔皮之衣，[7]柔软丝滑的质料在保障和实现保暖、轻便的同时，展现了材质的审美需求。考古报告称出土服饰的蚕丝质量一流，织品经纬排列细密、质感光泽，呈现出良好的韧性和弹性，由此推断绢、绸、罗、锦、绫、纱等的来源地均为“嘉、湖出口”，[8]对应了“万草千华，机楼中出，绫纱缯縠，雪积缣匹”的会稽风俗。[9]的确，当时长江中下游所产的罗、绢、、纱、隔织、绸、丝绵茸线等均居全国第一。北宋各地多有生产纤丽华巧织物的名牌作坊，“……在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亳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10]这些精美的成品将我们的视野带到江南富庶的桑蚕之乡，带到工艺繁盛的黄河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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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ˉ 紫地云鹤金锦绵袍（出自《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

齐国王墓丝织品金光灿烂、富贵华丽的视觉张力最令人称奇，主要得益于加金织物及其技术，包括织金绸、织金绫、织金绢、织金锦，等等。[11]而这也正是这一墓葬最为学界关注之所在。从汉代《盐铁论》中所谓“罽衣金缕”的记述，发展到《唐六典》的“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拈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多种金线起花装饰织物，进而发展到宋代所谓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等以金为饰的近二十种技艺的竞巧。从3—4世纪考古发现的贴金织物遗迹，到唐代普遍用金以及辽金少数民族流行用金，再到蒙元纳石失，后到明清大洋花，形成东方织金系统的风格发展史。

据《隋书》所记，织金技艺逾于波斯的稠锦，组织殊丽更胜一筹。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提示其与“入居秦川为熟户”的回鹘传入有关。《金史》更是记载了皇室舆服中的织金龙文御衣和捻金线织成的各类装饰。除文献外，考古遗迹也多有实物呈现，如新疆魏晋时期营盘墓地出土了金箔装饰的服饰，[12]法门寺地宫所见蹙金绣和织金锦翻开新的篇章。[13]至金朝统治时，中国北部地区开始流行织金，而齐国王墓的遗迹正是其中耀眼的一环。

齐国王墓能够成为其中的焦点，当是墓主身份地位所致，据考证这些服饰或多为墓主齐国王的年俸所得，其自天会初至大定二年为官40余年，俸禄所得丝帛约五千余匹。[14]金朝宫廷获得丝帛的途径主要为两种，一是与宋议和，《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靖康元年“金人索绢一千万匹，朝廷至是尽拨内藏、元丰左藏库所有，如数应付”[15]。二是掠夺，史籍笔记不乏女真因在汴梁内府所见而生发出了掠夺之心。宋金交往的行程中，金使每至汴京，“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16]。除此之外或还有各种民间交易途径与商贸往来。

总之，墓葬遗迹展示了丝绸的质料、色地、技艺、图案、纹样，也体现出墓主人穿着佩饰极其用心的组合关系。工匠们不仅将各自的技艺带入异域的服饰制作中，而且能够融会贯通于山川自然与风物气象之中。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辉煌灿烂的丝绸制品，竟离奇地簇拥于四面石板围筑而成的石椁空间中，这种墓葬的形制又将我们从绚烂的丝织世界引入金元内地的宅居和丧葬传统中。

二、石椁板材与女真记忆

围绕齐国王墓展开的问题探讨是数十年来金代女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从美术史视野观察，墓葬形制体现出的连贯性、随葬品风貌的多样性、区域间的文化互动等，都反映了女真贵族墓葬艺术的多维度发展，既有女真政权的内在发展逻辑，更有宋辽金元时期乃至欧亚草原不同政权与文化的综合互融。

齐国王墓为竖穴土圹石椁木棺墓，石椁由四壁4块、顶底各3块共计10块石板组成，石椁外壁加工简略，内壁修凿平整并凿刻上下交错排列的菱形纹和单排相连的长菱形纹。石椁内置红漆银錾木棺，棺盖板上置团龙卷草纹丝织品，棺内四壁悬挂鸳鸯纹织金绸帷幔，反映了女真贵族墓葬的特点。同时这一特点在金代女真贵族的族葬墓中有更为多层次的表现，以北京丰台区王佐乡米粮屯乌古论窝论家族为代表，[17]一家三代驸马、一朝为相，股肱重臣。窝论墓是相对典型的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形制，除尺寸略大于正一品级别的齐王墓外，[18]其青石板的材质、10块椁板的数量、单榫卯结构、椁石凿痕的装饰和木棺描金髹漆等皆符合其官居正二品和驸马都尉的身份。而其子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土圹石椁墓的形制则远超从一品的等级规制，包括大于开国元帅级别的石椁尺寸、更趋精美的汉白玉材质、相对复杂的榫卯围合结构等，均围绕着石椁墓的形制予以生成提升。

而与其他女真贵族墓葬相比，北京房山金陵的太祖地宫形制则呈现出特殊的帝王身份。2002年在北京房山金陵正式清理了一处皇陵地宫，编号为2002FJLMM6，学者判断或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19]地宫无墓道，形制为长方形石圹竖穴，瘗埋4具石椁，内置木棺。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的2具为6块青石板组成的素面椁，四面椁板打磨规整；东西向的2具整石雕凿的汉白玉石龙凤纹石椁，椁外四周匝敷松香，椁内置髹漆木棺。以巨型整石雕凿的椁身，以及极其精美细腻的线刻龙凤纹样、外贴金箔和松香等，是女真石椁葬制最高级别的经典范式。其中还涉及工匠来源与技术问题。地宫中的凤纹石椁的盝顶式椁盖雕刻缠枝忍冬纹，四角雕刻卷云纹，中间雕刻双凤纹，盝顶四坡刻云纹。椁盖上贴薄金箔。椁壁四框以雕刻缠枝忍冬纹圈边，东西两端的挡板正中雕刻团凤纹及卷云纹，南北两侧的椁壁中间雕刻双凤纹及卷云纹。石椁周边雕刻手法均采用“剔地起华”并描金线。椁内壁墨线勾绘纹饰，阴线刻并描金粉。前后两挡板雕刻团凤纹和卷云纹，南北两壁皆为双凤纹和卷云纹，部分纹饰尚能看见金线的痕迹。龙纹石椁盝顶式椁盖外部剔刻团龙纹，盝顶坡面剔刻缠枝花纹。东椁板椁壁正面剔刻团龙流云纹并描金，内壁有墨线朱红地彩画，石椁底残留墨地朱纹金线勾双龙戏珠纹。石椁所刻龙凤等纹样艺术水平精湛，其画稿和刊石似为国手。因地宫中发现一些石块上有朱砂行书定州、定、张家等字样，学者推断可能是定州曲阳掳来的高水平的石匠的手艺和贡献。《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和卷七八与《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卷一》提供了一些信息，如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强令开封府遣送手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匠人，充实其本国官营作坊。其中有大量的记载：“金人……求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搭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家，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所有应礼乐之具、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玑、传国之宝玉，上自珍异，下及粗恶，悉取之。工匠人口、医官乐工、妓女内侍，以至后苑八作绫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约十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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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ˉ 房山金陵龙纹石椁东壁细部（出自《北京金代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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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ˉ 房山金陵凤纹石椁东壁拓片（出自《北京金代皇陵》）

女真贵族墓葬形制自有传统由来，着眼于东北民族自身的传统和自身的内在发展，我们发现无论积石墓、石椁墓还是石室墓，从原料选择到加工工艺，其实或隐或显地体现出东北亚地区的古老葬俗传统。女真贵族墓葬的石椁墓与渤海早中期的石椁墓和由其发展出的石室墓相似，也与高丽国王等上层墓葬形制类似。[20]辽末金初的黑龙江地区墓群主要是土圹石椁墓和土圹木椁墓两种，[21]金朝从帝王到高品级女真官吏均采用这一形制。

考古资料表明，无论是墓葬形制的成熟，还是葬俗的厘定，从形式的选择，到技术的表达，以及对传统的认知，女真贵族一直坚持使用的石椁墓其实是以东北地区古老的传统为依据，也就是所谓“金源内地”的传统。石椁墓的构造多仿于木椁，以6块或10块修凿工整的石板在墓圹内构筑椁室，内置木棺，流行火葬和族葬。[22]随葬品中有极具汉文化特色的墓志和瓷器等实用器皿，以及具有女真传统文化特色的金饰品、羊距骨和玉雕等，地上有石像生。根据出土物多少、种类，以及石椁的材质、数量、尺寸与构造形制等，可以大致断定墓主身份与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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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ˉ 齐国王墓石椁（出自《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

值得关注的另一现象是，金代早期的上层汉人墓葬中主要是借用石椁墓葬形制的部分元素，如位于河北新城的时丰墓和北京海淀南辛庄的张□震墓；[23]而到金代晚期，汉人墓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石椁墓形制，如石宗璧墓和吕氏家族墓等，[24]或是女真本位政策实施在墓葬视觉文化中的一种隐性体现。

石椁墓葬形制与葬俗在世宗大定年间逐渐形成定制，成为金代女真贵族墓葬的标准与传统，鼎盛于章宗泰和年间，持续至金代晚期，一切都指向了金世宗时期实施的女真本位政策。“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25]作为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守与捍卫者，金世宗忧虑于新一代女真人淡忘民族传统与精神，自海陵南迁以后迅速汉化导致女真民族文化出现贫弱现象，所谓“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26]。无论衍庆宫功臣像的择选还是石椁墓葬形制的坚守，都体现了他一以贯之为女真政权长久之计的战略思考。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对于金代政权的发展和宋金政策的实施，以及具体到的金代女真贵族墓葬与中原汉人墓葬的文化互动，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7]

至此，一方面，我们通过石椁墓葬形制发现女真传统来源的丰富和复杂，以及女真身份的坚守；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随葬物品与丧仪的多元丰富，又可以看到女真汉化进程的不可逆转。齐国王墓中缺乏体现游牧元素的马具与嘎哈拉等，其中有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但是潜藏在其中的文化观念的交替与纠结却提供了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而具有代表性并有天下第一之称的契丹鞍则需要在更多的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印证和了解。

三、交聘往还中的鞍鞯华楚与马上事艺

前述建立金朝的女真民族，其半农耕半渔猎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全面而迅速的汉化进程。而此前为金所灭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则呈现出另一番风采。与海外番国给予宋辽的朝贡物多是原料和珍稀动物不同，辽致宋礼物中有大量的马具及装饰物，这是辽代先进制造业的体现。采冶金银的技艺为辽代金银器的制作奠定基础，辽南京等地还有专门制作金银器物的金银铺坊，从技术到审美显示出宋与辽的文化争胜。

6世纪隋唐时期，中国古代马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28]五代时，“夺得契丹王红罗蹙金银线装玉鞍辔一副，赐绢五十匹”。[29]自五代以来，鞍具成为契丹王的象征与符号，是获得赏赐与胜利的意象。而所谓“……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30]则是中原士族对于异域风采的观察、想象与感怀。这种感怀承载着文化交流与文化争胜中的赞赏与吸引，而更具有魅力的是异域风采彰显的工艺技术与实用中潜藏的对于技术与人性的关怀。《契丹国志》等史料中所提及契丹贺宋帝生日礼物，如涂金银龙凤鞍勒、红罗匣金线绣方鞯二具，白楮皮黑银鞍勒、氈鞯二具，绿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鞯二具，白楮皮里筋鞭、水晶鞍勒等，字面所传达的材料、色彩、叠加工艺可谓错综复杂，令人眩目。无论是“辔”“鞍”“镫”以及相互配套的衔、镳、缰、络、鞯、胸带、鞧带等装备，还是金涂银地、鎏金錾花、绿褐楮皮呈现的“鞍勒率皆环奇”，[31]都是具体而微地体现了天下第一的制作精良与成熟完备。文献记载中的礼物往还虽不能在流传文物中获得确切的对应，但是墓葬壁画与考古发现却可以提供相对真实的佐证。

契丹人马画是辽墓壁画的重要内容，是捺钵出行生活的生动体现，因其熟悉游牧生态也形塑了唐宋以来盛行的松漠人马画的重要一章。辽墓壁画有独马、群马、一人一马、群像出行等多种组合形式。内蒙古宝山辽墓壁画中一人三马的图像，[32]吻合了文献中“每正军一名，马三匹”的相关记载，其中一匹枣红色战马，辔头、胸带、鞍鞯、颈下巨缨、束尾插翎等全套配置齐全，鞍具上绘精美图案，辅以红黑两色装点，金属饰件以金箔描画，正是契丹鞍勒豪华考究的体现。库伦辽墓和二八地1号辽墓中有数十人出行仪仗和披挂齐备的骏马，也有“纵其逐水草，不复羁凭”的动以千数的群牧形象。[33]番马画家谙熟胡天惨冽、沙碛平远的塞外景趣，长于表现驰逐弋猎、牵黄擎苍的游牧生活，在绘画创作中更精于弓矢鞍鞯与帐幕旗旆的铺叙巧密，并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绘画技法，以狼毫缚笔，笔力清劲见骨，更利于表现穹庐部族揽辔疾驰的塞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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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ˉ 宝山 1 号辽墓东壁壁画（出自《宝山辽墓》）

当然更可贵的则是在明确纪年墓葬中有马具的发现，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赤峰大营子驸马墓和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与驸马墓都出土了华美而又完整的马具。[34]无论镀金飞凤银鞍，还是银质鎏金鞍桥，狻猊纹、云雁纹、飞凤牡丹纹、双龙双凤戏珠纹、卷草飞鸟纹、缠枝花卉纹等各色花纹，或使用包金银技法，或采用多层次的錾刻工艺，集中体现了契丹金银鞍辔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陈国公主墓随葬马具2套各9副，包括银马络、铁马衔、银马缰、银胸带、鎏金铁马镫和鎏金铜马镫、包银木马鞍、彩绘银韂（障泥）、银蹀躞带、银鞧带等。[35]其中马具鞍桥为木制，马镫、马衔为铁制，其他各部分均为薄银片制成。以镶玉银马络头为例，作为御马工具，其制作方法是先将每条小带分件做好，之后按部位组合连接起来，最后钉缀玉饰件。首先用宽1.5厘米、厚0.05厘米的薄银片制作，由项带、额带、颊带、咽带和鼻带组成，带上钉缀马形圆雕、狻猊形圆雕玉饰22件，四叶花形玉节约2件，三叶花形玉节约2件，银带扣6件，银带箍6件，2套马具上共计镶嵌白玉圆雕281件，技艺绝伦，精美无比。辽朝墓葬出土马具一方面凸显了材质叠加工艺的视觉张力，色彩、装饰、纹样、配置等用心良苦，注重多元文化元素的运用；另一方面，兼顾远途驾乘与人体自然形态，前后鞍桥弧度更贴合人体工程的设计，助益御帐亲军的精干骑兵队伍的战斗力。[36]墓葬马具中实用功能与非实用明器的结合，彰显了工艺装饰之美与构造功能之精，呈现出材料生态、实战实践、经验积累和技术改良的共同效能，而背后都展现了对于人的关怀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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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ˉ 陈国公主墓出土彩绘银障泥（出自《辽陈国公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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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ˉ 陈国公主墓出土包银木马鞍（出自《契丹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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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ˉ 代钦塔拉契丹墓出土鎏金錾花马鞍饰一套 ˉ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宋辽文献记载中的称臣进贡与交聘往来，暗含其中的礼物交换终究是一种和平的交往方式。在这样的物质与礼仪的实践过程中，彰显了政治主题的表达、工艺技术的含量、审美趣味的内蕴，透析出背后政权的姿态与声调，成为多元政权文化软实力的竞技与争胜的平台，也从视觉文化的层面表达了赵宋王朝如何彰显中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魅力，而契丹又是如何学唐比宋并在文化上改造自己，从而树立作为正统政权的文化形象。[37]

结语

从奉身之具中的织金绘印与安花巧密，到深嵌女真记忆的石椁板材，以及宋辽交聘往还中的鞍鞯华楚与马上事艺，其中呈现的技术、图案与文化观念，不乏相互的腾挪弃取与受益创新，构筑了既冲突又文化互融的文化景观。辽金时期的多向度的物质文化体现了心物同构的审美意涵和跨越空间的传播与游移。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马背民族逐水草移徙，四季周而复始，在自然的技术性征服中达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广阔的空间中往来的技术、图案、纹样、思想、观念，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相互塑造，建构了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亦有助于深化美术史研究，形成中国经验和文明的共同繁荣。

本文获得中央美术学院致远计划科研项目“20世纪以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美术史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KYZY039。

注释：

[1]《宋史·卷二三·本纪第二三·钦宗》，中华书局，1985，第436页。

[2]《金史·卷二八·志第九·礼志一·郊条》，中华书局，1975，第691页。

[3]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第50页。

[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5]赵评春：《金代女真服饰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

[6]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

[7]洪皓：《松漠纪闻续》，载宋敏求等：《春明退朝录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页。

[8]俞伟超：《序言》，载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第1页。

[9]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一《会籍风俗赋》。

[10]《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第4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