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开展天津市金融信贷营商环境优化研究，围绕世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获得信贷”的四项具体评价指标，重点对标北京、上海等先进城市以及美国、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查找问题差距、分析原因堵点、借鉴先进经验，并提出下一步改进举措，优化天津“获得信贷”的相关指标数据，使天津金融信贷营商环境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国内先进水平。

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里，“获取信贷”方面包括合法权利力度指数、信贷信息深度指数、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覆盖率等四项具体评价指标，分别从法律环境以及征信环境两个视角反映区域在获得信贷方面的营商环境水平。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是指担保法、破产法等有关法律对企业信贷合法权利的保护程度，反映现有法律政策在促进企业贷款方面的便利性。该指数范围为0-12，指数越高代表法律保障企业贷款的便利程度越高。该指标下设12项细分评价指标，详见表1。一般来说，担保法法律体系的健全统一性、担保登记机构的整合统一性、法律传播的广泛深入性、动产担保数据库的统一完整性、获得债务人征信信息的便利程度、法律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程度、信用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因素会对12项得分点形成影响，从而影响区域合法权利力度指数水平。

表1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细分评价指标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是对地区信贷服务机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所提供信贷信息覆盖面、传播范围和可获得性的综合评价。该指数范围为0-8，指数越高代表信用报告制度促进企业获得信贷的优势越大。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覆盖率合计小于5%，则信贷信息深度指数为0。该指标下设8项细分评价指标，详见表2。一般来讲，信贷信息深度指数的影响因素包括信息覆盖面、信息可获得性、信息传播范围三个方面。信息覆盖面指信贷服务机构所提供的信贷信息是否全面反映企业或个人的正面和负面信用情况。信息可获得性指信息主体和相关机构是否能便利获得企业和个人信贷信息情况。信息传播范围指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可传播到的领域。

表2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细分评价指标

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是指“截至2017年1月1日列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名单且具有过去5年信贷历史信息的个人及公司数量”（用字母A代替），与“过去一年向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询求过征信报告的个人和公司数量之和”（用字母B代替），再除以“截至2016年底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用字母C代替），所得的结果数值，详见下公式：

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A+B）/C

一般来讲，信贷机构数量多少、信贷成本高低、宣传力度大小，会影响到个人及企业的申请借贷行为（即上述公式的分子），从而影响区域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

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覆盖率是指“截至2017年1月1日列入私营信用服务机构名单且具有过去5年信贷历史信息的个人及公司数量”（用字母A’代替），与“近一年内向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询求过征信报告的个人和公司数量之和”（用字母B’代替），再除以“截至2016年底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用字母C’代替），所得的结果数值，详见下公式：

私营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A'+B'）/C'

一般来讲，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覆盖率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与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覆盖率的影响因素相同；另一方面，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征信机构的牌照是否发放、征信报告使用范围宽窄、国家层面是否支持，会影响到个人及企业的申请借贷行为（即上述公式的分子），从而影响区域私营信用服务机构覆盖率。

1. 与先进地区指标比较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主要是从法律层面衡量一个区域对企业获得信贷的保护、便利程度，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下，北京、上海、天津在该项指标评判结果上是一致的。因此，该项指标重点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对标，详见表3，但北京、上海等国内先进地区也开始围绕提高贷款便利性、拓宽担保抵押物范围等方面积极探索，相关经验做法值得天津学习借鉴。

表3  国内外各地区合法权利力度指数对比分析

2. 问题差距与原因分析

与美国等先进地区相比，天津等国内城市存在尚未形成统一的担保交易法律框架、没有统一的担保登记机构、不一致的担保登记机构登记模式、缺乏便利的担保债权保护机制、禁止担保协议中作出流质、流押约定等几方面问题，究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点：

动产担保登记制度不完善。我国因标的物的不同，致使登记机构不同，且分散于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尚未形成统一的担保登记机构，不同登记机关在担保审查方式、审查形式等方面做法并不完全一致。

担保法律体系不统一。我国已经建立了《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在内的担保交易法律体系，但关于担保、信贷等不同领域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单行法之中，并未建立统一的担保法律体系。

政策宣传不到位。一方面，政府对于出台的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渠道不足，宣传力度较小。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法律、法规等宣传时，通常以政策制定者角度解读，而不能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导致相关从业者对政策、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

信用机制不健全。目前政府部门服务信用体系、企业经营诚信体系、个人信用使用和管理体系尚未实现融合，各方面仍是割裂的，各个部门信息不共享，数据信息无法流通，制约信用社会发展。

3. 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

（1）拓宽贷款抵（质）押物范围。北京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收益权、排放权、排污权抵押贷款等业务的支持力度。提升信贷可获得性。上海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扩大抵押担保业务范围。

（2）推进动产抵押登记“一次办结”服务。北京逐步实现动产抵押登记全程电子化，通过“外网申报、内网审核、现场提交、一次办结”的方式，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抵押融资业务提供便利。

（3）搭建信贷服务平台。上海推动科技园区搭建信贷服务平台，积极开展融资辅导与受理、政策宣传、协同推动金融创新等工作，促进产融有效对接。北京建立面向国际的金融政策发布平台，在“首都金融”网站以双语方式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包括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规划、政策法规等专业服务，促进金融市场交流合作、互联互通。

（4）加大信贷政策宣传力度。上海发挥金融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积极作用，加大对政府信贷支持政策的宣传力度，增进企业对信贷服务的了解和认知。

1. 与先进地区指标比较

美国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私营信息服务机构模式，政府只负责促进信用管理立法和监督信用管理法律的贯彻执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提供全面的信贷信息。我国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是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私营信用服务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指导下运作，且多为全国性机构，因此，我国各地区信贷信息深度指数一致，天津、北京、上海得分均为满分8分，详见表4。

表4  国内外各地区信贷信息深度指数对比分析

2. 问题差距与原因分析

虽然按照信贷信息深度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天津得分是满分，与北京、上海、美国持平，但是分别从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两方面评价情况，以及结合北京、上海、美国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天津在信用信息共享、市场化信用信息服务等方面仍有差距和提升余地，究其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主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已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化发展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目前提供信贷信息服务的最大主体，从其管理数据量看，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征信机构，但征信数据覆盖度仍远低于美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具有较大局限性。我国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刚刚起步，机构运行模式和业务范围都存在较多问题，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征信机构，市场化信用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

监管体系和方法落后于征信行业发展水平。现行监管体系主要针对于传统征信服务，对大数据征信监管服务相对薄弱，监管方式与手段单一，对监管对象、监管内容界定不清晰。我国尚未制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个人隐私很难界定，在大数据征信中，如何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授权、如何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异议权，都尚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说明。同时监管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大数据征信的熟识程度也亟待加强。

信用平台建设缺乏统一标准。全国各地多数信用信息平台多由信息技术公司建设，进行信用信息归集、报送、信息公开公示、交换共享。部分地区和部门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中缺乏统一标准，各自演绎、无法归纳，信用信息一致性低，可比性差，产生信息壁垒导致数据孤岛现象。

3. 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

（1）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北京市推进非银行信息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工作，建设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规范各级行政机关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上海市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与金融信息基础数据库对接，建设政务诚信子平台实现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数据归集。

（2）推进信用信息应用。北京市鼓励和扶持信用服务机构应用公共信用信息，扩大信用产品的使用范围；上海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与客户信用状况和评级相结合的融资授信服务，推动金融领域信用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开发和使用。

（3）支持信用服务机构发展。北京市扶持科技创新应用能力强的品牌信用服务机构发展，上海市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信用服务机构。

（4）强化信用大数据开放应用。上海市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试点，成立信用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组织开展信用大数据开放应用大赛，鼓励市场主体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的融合创新。

（5）重视信用评级结果。美国政府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引导交易者积极参加信用评级或利用评级结果，企业和个人都要依靠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提供的信用等级来确立在金融市场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的可信度。

1. 与先进地区指标比较

在征信体系方面，我国与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具有不同的征信系统，我国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为主，私营信用服务机构为辅，美国、新西兰仅有私营信用服务机构，无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北京、上海、美国、新西兰等地区的两大覆盖率指标比较情况，详见表5。

表5  国内外各地区两大覆盖率指标对比

2. 问题差距与原因分析

从实际情况出发，相比较北京、上海等先进地区，预计天津个人及企业发生的借贷行为次数有较大差距，具体原因如下：

（1）信贷成本偏高。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衡量一个地区信贷成本的主要指标。2016年天津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虽略低于上海，但相较于北京仍偏高，信贷成本负担偏重，详见图1。

图1  2015年和2016年部分地区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情况

（图表来源：《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2）金融信贷机构数量少。目前我国信贷机构的构成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信贷机构为辅，但相比北京、上海两地，天津这两类信贷机构数量偏少，难以支撑天津日益增长的信贷需求。具体而言，北京银行业金融机构4603家，上海4120家，天津3310家；北京小额贷款公司99家，上海126家，天津95家。

（3）宣传力度不足。2014年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金融局、人民银行、银监局、中关村管委会加大对服务小微企业优质信贷产品的宣传力度。而目前天津尚未把鼓励优质信贷宣传纳入到金融领域的政策文件中，天津信贷产品宣传多是金融机构的自发性行为，缺乏上级管理机构的认可及肯定。

（4）征信体系的差异。美国是市场主导型模式，目前有400多家市场化征信机构，个人征信以Experian、Equifax、Transunion为主，资本市场征信以Standard &Poor’s、Moody’s、Fitch为主，普通企业征信以Dun &Bradstreet为主，均为市场化征信机构。美国一方面通过颁布多部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对个人征信机构形成了全面的监管，另一方面多个部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对征信业监管的法律权威解释和主要执法单位、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共同对征信机构进行监管。而目前我国对于市场化的征信机构的监管单位缺位、监管法律缺失，因此银行等信贷部门对于市场化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认可度不高，导致个人及企业较少向市场化征信机构询求征信报告。

3. 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

（1）优化审批流程。上海出台《上海总部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要大力精简程序，优化流程，压缩账户开立等行政许可与审批事项的时间。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金融信贷营商环境的意见》，明确指出推动在京法人银行自主减免1-2项收费项目，降低企业融资担保成本，大力发展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业务，引入海外低成本资金。建立专业化分类、批量化营销、标准化审贷、差异化授权信贷机制。加强对信贷审批人员的专业培训。

（2）加大优质信贷产品宣传力度。上海出台《关于提升金融信贷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指出发挥金融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积极作用，加大对信贷产品、典型服务案例等方面宣传力度。

（3）开通重点产业信贷快速通道。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金融信贷营商环境的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等项目信贷业务开辟授信审批的快速通道。

基于以上分析，为优化天津“获得信贷”的相关指标数据，使天津金融信贷营商环境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国内先进水平，重点从信贷供给主体、信贷服务对象、信贷服务模式、信贷服务信息建设等四大方面提出改进举措。

一方面引进市场化信用服务机构，聚集一批公信力强、影响力大、技术领先的资信评级、商业征信等信用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市场信用服务体系，并针对市场化信用服务做好监管工作。引进大数据征信机构，开展天津市大数据挖据工作，立体刻画企业及个人信用形象。另一方面鼓励建设金融机构，围绕天津金融业发展重点，利用自贸区制度优势，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鼓励民营资本依法设立金融租赁、物流金融、消费金融、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实现信贷资金供给主体多元化。

构建新经济企业数据库，对具有潜力的“瞪羚”、“独角兽”等新经济企业进行重点关注，指导和推动企业与信贷机构和境内外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直接对接，支持金融机构研发针对具有“轻资产”属性的金融信贷产品供给。针对天津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辟信贷快速通道，分别制定智能科技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信贷政策，丰富信贷服务产品，有序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天津市主导产业。

精简优化服务流程，整治、减免收费项目，降低企业信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鼓励和引导信贷服务机构下沉服务重心，强化二级分行和支行在信贷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发展专营机构和特色银行，提高信贷服务覆盖面和专业化水平。支持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监管技术，完善信贷服务监管体系，加强信贷服务风险防控工作，为企业丰富和拓展融资担保方式提供监管保障，同时降低信贷服务机构和企业在融资活动中所承担的风险。

打破行业、领域、部门、区域间的信用信息壁垒，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制定全市统一信用数据目录、标准和格式规范，构建集政策指导、信息查询、信贷服务、风险监测、信用评价等功能于一体的信用信息服务大平台，实现企业和信贷服务机构之间“一站式”信息互联。利用好信贷服务信息平台，推动金融领域产生的信用信息在行政管理、生产经营、交易谈判等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开发和使用，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时失信、长期受限”的信用约束格局。

（本文由袁硕平、李琳、宿丽丽、宋瑶、董琼、陈婧、许爱平、李金鑫等人共同完成）

编辑 | 陈   鹏

统筹 | 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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