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4K修复的老照片

                               沈阳冶炼厂的三根标志性烟囱

八级工胡大爷

不知为何，最近总是想起父亲，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参加工作的老铁路工人。

1940年，父亲10岁。他站在沈阳火车站前，望着不断走出车站的伤兵，满眼疑惑：是谁把这些日本兵打残的呢？那些挎着胳膊、拄着拐的伤兵昂首挺胸，唱着军歌走过广场，一副不可一世的的样子。缺胳膊少腿很牛吗？父亲不解。那时，沈阳站不叫沈阳站，叫“奉天驿”。

父亲是新民县陈家洼人，10岁随祖父来奉天（今沈阳）投亲，讨生活。祖父在北市场卖豆腐，大伯跟洋服匠学裁缝，父亲就沿街做点儿小生意贴补家用。父亲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从北市场馒头坊上买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回回营进的。烧饼、凉糕都是7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3分。

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线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父亲的生意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父亲还是被日本巡警抓到了，那个矮胖的巡警非常生气，狠狠地踢了父亲一脚，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还脸色铁青地说：“下次再抓到你，就送你进大和警署法办。”

打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卖烧饼，改糊火柴盒了。所以，父亲对日本人又恨又怕。后来听说那些日本伤兵都是在关里被中国军队给打残的，父亲就觉得很解恨。

父亲15岁那年进“满铁电池株式会社”做学徒，老板是日本人。“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接管了沈阳的工业企业。当时，大部分工厂都停工了，铁西区一片沉寂。1949年，随着沈阳冶炼厂（原来的奉天制炼厂）的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铁西的大部分企业也逐步复工，父亲的厂子改名叫铁道部沈阳铁路信号工厂。

当工厂第一炉信号玻璃烧出来时，许多老工人都落泪了，说我们从今以后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干活儿，不再是亡国奴了。

父亲在工厂的师傅姓胡，是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父亲的师傅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事儿，管他是哪一级领导干部，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扛上，却备受尊敬，因为技术。他是八级工，在企业是宝贝疙瘩。胡师傅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父亲喊：“你给我听好了——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父亲讲，每逢此时他都作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胡师傅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父亲记住了师傅的话，刻苦学习技术，因此连续17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胡师傅长身量，红脸膛，说话粗门大嗓。小时候父亲经常领我去他家串门，师徒俩都喜欢喝一口，父亲常拎着一瓶散白酒，在师傅家小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胡师傅住的是日式平房，房子带飘窗、暖气、地板、管道煤气。我非常羡慕，就和父亲说：“爸，我们家咋不住这样房子？”父亲说：“你胡大爷是八级大工匠，享受的是科长待遇。”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胡大爷那一辈人在一起喝酒才叫真正的喝酒。师徒俩都是言语金贵的人，喝酒的时候谁也不看谁，端起酒盅，朝对方送一下，一扬脖，“吱儿——”地下去半盅，然后“嗨”地哈口气，夹一口菜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或者抓几粒花生搓去皮，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咬。师徒俩很默契，都是笑眯眯的神情。

胡大爷的酒量比父亲大，一顿能喝半斤，父亲也就是二两多。后来胡大爷的牙齿掉光了，就含着糖球喝酒，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再后来胡大爷退休了，我们家分了新房子，搬离了老家属宿舍，我就很少再见到他了。

岁月散文诗

父亲退休后喝酒没了节制，一天三顿酒，终于喝出了脑血栓，住进铁路总院。出院后被栓住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开始拄着棍儿走。患病前父亲曾去看过几次师傅，得病后就去不了了。父亲戒了酒，每天吃完饭就满院子溜达，到了饭口就回家吃饭，然后再出去走。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过了80岁，母亲说：“这个病是把你爸给救了，不然早喝死了。”

父亲70岁那年做了一次阑尾炎手术。术后回到病房，一向不善言谈的他非常亢奋，两眼放光地说：“我爹死的时候人停西屋地上，小宝子围着他，转着圈地跑来跑去。”小宝子是谁呢？记得我当时问了，现在却完全想不起来了。后来父亲就说起在工厂的事情，那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故事。可能是在残余麻药的作用下吧，父亲竟自己说了出来。

1975年春天，父亲上任模具车间主任时，正值桃花盛开的季节，那年父亲45岁。他站在二楼办公室窗前，被窗外满眼的桃花吸引了，层层叠叠的桃花仿佛一不留神就会破窗而入把他淹没。

忽然，对面幼儿园的铁门洞开，随着一阵轻快的音乐声，桃树下叽里咕噜地跑来一群小孩子，像滚过来一地皮球。孩子们在女老师的摆弄下很快站好了队形，并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背对着做领舞的女老师身材很好，父亲的目光一开始在孩子身上，后来漂移到女老师身上时就定格了：女老师每一下舞动都像飘飞的花瓣般轻盈，那胳膊，那腿儿，像水做的。

他惊叹这个好身材的年轻女人，自己怎么从未见过？一个单位的同事，每天在厂里走动、吃食堂，就算不熟也总该打过照面吧。

音乐停了，孩子们如同来时一样，又叽里咕噜地消失在对面的铁门洞里。树下恢复了宁静，只有那女人，依然在父亲的脑海里轻柔地飘舞着。

再次见到那女人是一天雨后，女人托着个细脖白瓷花瓶，来到树下折桃花。可是那树枝很有韧性，女人一拽，满树桃花里含着的雨水漫天倾泻，把她淋成了落汤鸡。女人跳开，似受到惊，心有余悸地发愣。

女人和桃花，一起倒映在树下清亮亮的积水里，像一幅不染凡尘的水墨画。父亲伸出头喊道：“别动，等着。”拿起桌子上的剪刀就跑了出去。来到树下，他端详了一番，剪下了一株错落有致的花枝，递给女人说：“雨后的树枝最有柔韧性，用手怎么折得断。”

初时，女人听到喊叫声吓了一跳。直到父亲风一般出现在树下，给她剪下桃花后才如梦方醒。她捋着滴着水珠的刘海儿，受宠若惊地说：“谢谢您啊，我叫林茵，师傅您怎么称呼？”

父亲如此近地看着她的脸，一下子愣在那里，他为什么会愣在那里呢？因为女子不仅眉目清秀，脸色简直和桃花一样的鲜艳，似从画里走下来的。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相见时，林茵总会莞尔一笑，轻声问候：“张主任好！”这4个字由别人嘴里说出是客套，由林茵口中吐出，则带着桃花的芬芳，令父亲入心入肺。父亲后来想了想，林茵除了语气温柔外，发音也非常标准，简直可以和播音员媲美。

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每年桃花烂漫的季节，林茵就会托着她的细脖白瓷花瓶来到桃树下徘徊，直到父亲给她剪下一枝好看的桃花才尽兴而回。林茵依然会像初次相遇时那样欣喜地说：“谢谢您啊！”

有一回，父亲对林茵说：“你像观音娘娘。”林茵听了，用手掩着嘴乐，说：“第一次，我以为你是从树上下来的桃仙。”父亲不善言辞，只是笑呵呵地望着她。林茵的皮肤很白，白的就像她手中的白瓷瓶；她的眼睛很亮，里边开满了层层叠叠的桃花。

他们之间往来仅限于不经意间的相遇，和每年必赴的桃花会。除此之外，父亲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父亲的性格决定着他不可能到处去打听一个女人的来历。平时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每年春暖花开，窗外粉色遮蔽了天空，他会蓦然想起：该给观音娘娘剪桃枝了。

第四年桃花盛开的季节，林茵黯然地站在树下，仰望着漫天的桃花幽幽地说：“张主任，我要走了，要回原来的单位去。这个花瓶和笔记本送给您做个纪念吧。”父亲说：“你为什么要回去呢？哦，看来你是想回去的……不过，你要是觉得原来的单位不好，就再回来吧。”她笑着摇摇头：“你真是一个不近人间烟火的桃仙。”

半个月后，林茵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声音近似自语：“张主任，三角园的桃花都谢了吧？粉莹莹的花瓣还是落得满地都是吧？一定是的……”后来父亲听工会干事小黄说，林茵原来是省芭蕾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还得过文化部的金奖，后来因为海外亲属的牵连才下放到工厂的。好在都过去了，落实政策后，林茵又重返舞台了。

日子像流水般过去。父亲记得曾在梦里见过林茵一次：她站在白雪般的桃树下，神情忧郁地望着他，梨花带雨，温柔可人。父亲鼻子一酸，走上前去……她却凄然地笑着，向后退去，转眼间消失在黑洞洞的铁门里。父亲追过去时发现已经无路，那扇铁门爬满了葳蕤的青藤，似乎已经关闭了许多年。

这是埋在父亲心底的故事，那是父亲青春岁月的散文诗。

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2008年冬天，沈阳连下了几场大雪，积雪落满了卫工河道。父亲一到冬天就不出屋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我领着媳妇孩子去看父母，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在客厅里走步，父亲的脊背向左弯着，走得更慢了。孩子喊了一声:“爷爷！”父亲抬头看看，“哎”地应一声，继续走步。这有些不同寻常，以往父亲看见孩子会立马眉开眼笑地摸着孩子的头，问这问那。

进里屋后我问母亲：“我爸咋啦？”母亲说：“他师傅死啦，今天上午你马姨来串门儿时跟他说的。”我问母亲：“我胡大爷今年多大岁数？”“84呗，比你爸大4岁。”这时我突然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喊着什么，声音很大，把大家吓一跳，母亲赶紧说：“你去看看老头子咋啦。”

我和孩子来到客厅，见父亲正默默地看着窗外。我问父亲：“爸，你刚才说啥？”父亲回过头说：“啥也没说。”孩子不干了：“您说了，声音可大了，我们都听见了。”父亲想了想说：“是说了，是列宁的话。”我笑了，问：“列宁的什么话呀？”父亲听了就站直身体，昂起头大声地说：“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记得父亲曾说过，我爷爷是42岁走的，他这辈子能活过50岁就够本了。显然爷爷的早逝给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重提此事，父亲说，那时候人命就像草芥一样，哪有现在这样尊贵，我们要念着新社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