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拜心中的神灵——探究闽南人的成功与信仰的关系

今天的闽南地区，可以说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虽然在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上与全国三大经济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全国经济版图中还是占据重要一席。更重要的是，祖籍在闽南或从闽南走出去的各个社会精英不仅仅影响到全国，更是影响到海外。如今的台湾的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上到处都都有闽南人影子。在新加坡，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中，从总统到各级议员再到商界名流，都有闽南人的血脉在流动……可是，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回拨到1000多年前，闽南的情况就可以说是“闽难”了。

在中华文明史上，大多数的大迁徙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根基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故土观念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更为强烈。没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会远离故土，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处处危机的地方生存与发展。一般来说，迁徙的被动动机是由战乱、天灾和瘟疫等引起的。由于古代的交通与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限制，每一次的迁徙过程也是每一次文明的逐步消失与再创造的过程。简单的说，在迁徙的过程中难免某些重要的书籍或是科技文明等消失了，但是一旦重新安顿下来之后，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融合的需要，又创造出新的文明。中原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被迫迁徙到今天叫做闽南的地区，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迁徙海外。

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等同于黄河文明。中华文明以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陕西一带向外扩散。在唐以前作为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当时还没有福建这个概念）相对于中原地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荒蛮之地，不值一提。这与福建特有的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弱。二：福建地区以丘陵为主，山多地少，不利于古代农耕文明的集中开发与利用。三：人口基数小，没有地理上的战略纵深等因素导致福建地区历来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在清朝康熙以前，没有一次影响到中华文明重大历史进程的战争发生在福建境内。以上的这三个基本条件，为中原人士迁徙闽南，并与当地的闽越土著居民的融合创造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但还不是决定性的条件。最重要因素就是那些比闽南地区更好的地区已经无法承受太多的人口而被迫继续迁徙。

在几次对闽南大迁徙过程中，首先到达今天的福建北部地区，大致就是今天的南平北部。各位晓不晓得今天的“福建”二字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取自“福州”和“建州”的首字。福州大家都知道是在哪个位置。至于建州就是今天的建瓯、建阳一带。由于建瓯、建阳一带各有一个面积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加上该地区有险峻的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肥沃的土地、丰沛的水资源等因素，使得建州成为福建地区开发较早，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是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的相对低下，面积狭小的建瓯盆地和建阳盆地已经无法接纳更多的中原迁徙人员。所以他们就只能继续南迁，一部分到今天的闽西和粤东北，形成今天的客家文明。另一分支就是迁徙到今天的闽南地区。

另外，唐宋时期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闽南地区的开发，甚至是台湾的开发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晋开发泉州(当时称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天的泉州西郊，南安市丰州镇)，唐朝陈元光开发漳州（州治在今云霄县西林村）等。他们带来的军队和其他人员与原来迁徙下来的中原人士，还有原来的土著闽越人共同杂居、繁衍生息、形成今天具有中原文化色彩的闽南人的共同始祖。

自从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建立漳州后，漳泉二州并立，也就有了比较完整的闽南区域轮廓。必须说明一点就是，在民国前期以前，厦门本岛及同安地区都是泉州属地，海沧部分地区为漳州府海澄县属地，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厦门府”一说。所以讨论的立足点还是在泉州人和漳州人上进行。

在古代，这些远古的闽南人一到闽南这个地区，首先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存。主要必须面对这些问题。一：在唐之前，甚至到了五代十国之前，整个闽南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还有严重的“瘴气”这些看不见的恶魔，严重威胁到本来就已经人口稀少的闽南聚居群体。二：台风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三：各个群体及族群间为了争夺有利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武装斗争等。除了这三个原因之外，在加上原来因为迁徙程中所经历的各种浩劫，使得在闽南安顿下来的远古闽南人或多或少有种劫后余生的恐惧感。所以此前的恐惧与当下的茫然与未知，这就使得闽南人必须从内心世界里找到一个可以慰藉的神灵。而佛教也随着迁徙被带到闽南并发扬光大。这就形成今天闽南各地出现庙宇林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佛教所宣扬的是“慈悲”也就是怜悯，当遇到很多困难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佛教只能给予人类心灵世界的“无畏施”。从精神上告诉你：不用怕。即使是“观音”也只是个类似“非专业化的”保护神。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佛教信仰已经不能满足闽南人的精神需求。

那时候，在各方面都非常落后的时代的落后地区里，生命俨然如草芥……也就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闽南人内心世界里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希望能有一个人能够及时站出来，并能处理好他们的后顾之忧。而这些能帮他们化险为夷的人物形象就这样逐步被人们所崇拜，并最终以神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供人朝拜与敬仰。而这种运动主要在两宋期间兴起。这一时期诞生保生大帝（今漳州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人），莆田（历史上莆田属于晋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南安县属地）的海上保护神妈祖……以及明朝时期被尊奉为“帝”的关公等形象和佛教中的诸神一样，被闽南人供奉在各个庙宇神龛间供人朝拜。

在所谓迷信拜神的情况，不只闽南（严格来说，应该还包括粤东潮汕地区，因为该地区也是属于闽南语方言体系范畴，和闽南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特有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但是在家家供神灵，处处有庙宇现象，在闽南文化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还真的不多见。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危机意识还是危机意识！因为生存是个危机问题，同样发展也是个危机问题。更何况在一个需要面对更多不利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人们来说，生存与发展不是线性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在以生存为主体意识还是以发展为主体意识情况下频繁交换着。

在封建时期，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社会经济繁荣程度在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人口基数上。根据官方公布的《泉州史志》来做个说明闽南地区开发相对较早的泉州地区的闽南人在各个阶段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就可以知道闽南人的艰辛了。

《泉州市志》记载，新石器时代，泉州地区就有人类聚居生息。唐朝，泉州人口不断增长，至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总人口达23.84万人。宋代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泉州总人口数量破百万。元朝时，由于战争频繁，灾害多发，人口有减无增。明代，由于官府实行禁海政策，人口逐渐下降。洪武十四年（1381年），泉州总人口仅为35.11万人，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降至16.99万人，为本地史上第二次人口低谷

必须说明的是，每个历史时期，泉州的地理范畴并不是一样的。但是整体上对人口统计结果的数量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从资料显示：在南宋时期，泉州的人口达到一个小高峰。除了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在闽南这里的治理相对平稳外，还与当时的泉州的港口贸易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期的泉州港包括今天的安平港区等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但是繁华的背后却是一场场生离死别。为了生存与发展，无论是渔船出海捕鱼还是远洋贸易，在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闽南人的每一次出海，都要面对诡异莫测的大海。在一个没有机动动力航行的时代里，所有的航行除了依靠人力之外，那就是自然风。然而，由于闽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直接导致闽南自始至终都是个台风多发区。每一次台风或是巨浪的来临，随时都可以让每一个航海人葬送鱼腹。这就加深了闽南人对大海的恐惧，但又不得不去面对的情况。于是当湄洲岛上的林默娘被化身为海上保护神——妈祖之后，这个神的形象就直接受到闽南人，甚至当时的所有航海人的膜拜与敬仰，祈求在每一次出海之后都能平安归来。

到了元代，据史料记载：当时整个泉州就居住着两宋后裔达到6000多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所要进行的是对赵宋皇族进行灭绝性的大屠杀。由于泉州是全国皇族几个主要聚集区之一，自然也就成为大屠杀的重灾区。当时只要与赵宋有一点点关系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所以当时很多落魄赵宋皇族或是赵氏人士要么躲进深山老林，要么干脆改姓……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直至今天的晋江安海吴姓人士的葬礼上都还保存着“生吴死赵”的这么一种习俗。也就是说出殡的时候姓吴，招魂归来的时候确是赵了。可见，元朝时期的大屠杀对泉州文明进程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所以，闽南人，尤其是泉州人更需要有一个正义的化身能为他们摆脱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在闽南的另外一个重要地区——漳州，有秩序开发的历史比泉州晚了300多年。而且漳州地区又是介于泉州与潮州之间的不毛之地。在当时，瘴气之重视很难想象的，很多人刚才还好好的，突然间不明不白的死了。由于当时闽南地区的医疗水平远远不及中原地区，最主要的还是医学文化的流失。生命到了这种地步，那才叫真正的无助。为了能够躲过未知的浩劫，闽南人从现实上和心理上需要有个“专业的保护神”来保护他们。于是只要有一个医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能为他们治病救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很快就得到众多人的敬仰与神话。保生大帝（原名吴皋）因为悬壶济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被以“帝”的形象确立起来。城皇公的形象也跟着起来。

在明代嘉靖年间，由于倭寇入侵，朝廷颁布禁海令。整个闽南地区，连同全国其他受到倭寇骚扰的沿海地区一样，民生凋敝。闽南人的主要生存资源——大海，就这样被搁置起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继而全盘转向土地。然而，闽南的整体土地的可开发与利用资源也是不容乐观。由于闽南的地理环境是三山一水一分田，而在仅有的一分田也不全部像江浙一带那种可以大规模开发的平原土地，相当一部分是以梯田式开发，劳动力投入大，产出效益小。再者，由于闽南地区的气候条件，造成闽南地区的降水严重不均衡，要么台风暴雨，要么干旱缺水。先天性的闽南地区的几大水系九龙江、晋江、漳江、和洛江等，流域短，落差大。在水利建设非常落后的条件下，更是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明朝中晚期之后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导致一边是大量农民无地可耕种，一边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有朝廷有严格的禁海令，但还是有很多闽南人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出逃到南洋、台湾等地。另一部分则是通过陆地，往外迁徙。相同的是，每一次的迁徙都是一个新的机遇与浩劫。在明朝中期，以漳州府所辖的九门寨（今天的云霄县陈岱镇）为例，在这一期间有超过7成的人员迁往广东大埔一带。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台湾的郑经、郑成功父子问题，这一时期朝廷不只是禁海了，而是迁海。很多沿海百姓被迫迁离海岸线10多里地的地方居住，这就使得原来就已经紧张的生存空间更加紧张。所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闽南人，尤其沿海的闽南人过着一种非正常的亦商、亦匪、亦盗、亦民的生存方式。至于那些始终不愿迁离的百姓来说，朝廷更是给予严重的歧视政策，具体体现在科举制度上，也就是尽量不录取沿海的生员。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闽南人正常的生存与发展方式被人为或是非人为的堵塞之后，他们更强烈要求有其他的出路或是有个正义的化身能帮他们化解。所以,关羽作为一个英雄与侠义的正面形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康熙19年（公元1683年），随着台湾的回归，迁海政策也就随之解除。可能是历史的巧合，给予了神灵应验的之说成立，还是本身当地百姓对歧视性政策的反抗胜利的结果？福建漳州东山岛岛上居民至今还流传这样的一个“关羽托梦康熙解海禁”的传说。至于传说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羽神话色彩般的“有求必应”与当时的历史事实有着高度的吻合，这就为百姓的信仰注入一剂强心剂。

有一点不容否定的是，无论是关羽的忠义文化，还是保生大帝的悬壶济世文化，还是妈祖的海上保护神文化……都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层的利益需要加以扩散传播。在一个已经有了民间信仰的基础之上，这种官方的传播无疑给予各种特色信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林总总，无论什么样的神灵信仰，本质性的东西就是“不放弃”。这种信仰在闽南人一旦遇到危机或是挫折的时候，总会给予自己战胜困难的力量，而且相信只要自救，神就会救。但是，大多数闽南人对信仰问题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一直把各种战胜困难与挫折的缘由归咎于神灵的保护。到了这个程度，可以说闽南人对自己各自的信仰达到一种膜拜的程度，并把信仰的内涵扩大化。而这种信仰的力量伴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播撒于世界各地，尤其是闽南人聚居较集中的台湾、东南亚等地最为明显。以关帝文化为例，在台湾就有600座颇具规模的关帝庙以漳州东山岛的关帝庙为祖庙。以漳州龙海慈济祖宫为祖庙的慈济宫在全世界就有将近700座。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湄洲岛妈祖庙为祖庙的庙宇更是无法统计。可以说，闽南的各种信仰文化对全球华人世界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正是这种传承，直到今天，闽南人依旧是全球华人体系中最有信仰的一个分支。

因为有了信仰，行为处事就有了规则。相信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商人，主要是很多闽南人或台湾人开的企业都会供奉上一尊关公像。那么，关公信仰到底与商人的商业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其实这就是部分闽南人对关羽与商业间的联系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义利相济及先下手为强的商业理念。伟大的创举！关羽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但同时又是个节义千秋的典范，商人们讲究的是利，而闽南人对关羽的信仰与崇拜不正是恪守商业道德上的利与义的不互相冲突吗？另一方面，关羽在征战沙场过程中一直是先下手为强，而今天的商业社会不正是以快吃慢吗？商业思维的先进性及恪守信仰准则的动机给予了闽南人无论在面对什么样的艰苦和不利的环境下总能找到战胜一个个困难的方法。但是有神论的信仰也同时约束着闽南人在成功之后的商业道德伦理。原因不外乎就是这样：既然相信一个正面形象的神灵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并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商人们做太出格的行为的话，也相信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使他们最终一无所有。所以今天的闽南商人在成功之后也体现出一种比较克制的商业价值取向。

而在最普通的市井阶层，即使面对纷纭复杂的花花世界里，闽南人总能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支撑点。当所有的人为名利追逐的时候，闽南人也不是那个停下脚步的群体，他们也总是走在前头。但同时因为有了信仰，闽南人更会相信因果报应，更会相信平安是福，平安就是赚钱的朴素的价值观。

所以，今天当你无论走在闽南地区任何一个乡镇街道，你总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亿万富豪和普通百姓摆着同样一尊神像，虔诚地跪拜着。但彼此不会因为有太多的落差而使穷人感到痛苦不堪，也不会使富人产生凌驾于别人头上的优越感——因为这个群体经历过太多的浩劫，对人性与财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有了所谓的“迷信”才有了这个群体勇往直前的动力，也有了发展不平衡之下的相对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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