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申：印度佛像的起源-贵霜时代和笈多时代的雕刻

贵霜王第三代王迦腻色迦（在位约125-129年）信奉佛教，在领土内广建寺塔，雕刻佛像。因这一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佛像雕刻说不定还有希腊人的后裔工匠参与，所以这里的佛像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或者说是将原希腊神话的诸神加以改装和点缀些佛教的象征物即成为佛、弥勒菩萨或其他神祗。（如用肉髻，白毫等三十二相代表释迦，水瓶代表弥勒菩萨等等），这种希腊化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近年来，有日本的学者认为，过去西方学者过分强调了希腊文化对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实际上，所谓古希腊神像的相貌不过是古代犍陀罗土著王侯贵族的面容，这种形象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旁遮普人中很为普遍。

尽管学术界对最初是西北印度的犍陀罗还是马土腊（旧作秣菟罗，德里东南160公里，与犍陀罗并称的另一雕刻中心）哪里首先制作了佛像一直争论不休，但压倒多数的意见还是犍陀罗地方首先制作了佛陀像，这主要是源于希腊人的人神一体的观念，佛陀不再用隐喻的手法来暗示。

犍陀罗佛像大部分用当地出产的灰青色岩石雕刻，佛像特征为波浪形发髻（后期偶有螺发，据认为是受了马土腊佛像的影响），鼻梁与前额成一直线，深眼窝，薄唇，眉间有象征智慧的白毫（三十二相之一），身披通肩式大衣，衣摺深厚，强调写实感，类似希腊的长袍。身背后有从希腊引入的太阳神的光背。

到了4世纪后，佛像变得短粗沉重。后期造像多袒右肩，衣纹有公式化倾向，衣服也紧贴躯体如出水状，这种出水衣纹在笈多时代（320-600年）更得到了充分发展，衣纹也更加形式化图案化。

犍陀罗佛教艺术对我国初期佛教艺术影响巨大，从近年发现的汉代四川乐山麻浩享堂佛像浮雕和十六国的铜像以至北魏云冈石窟都可看到其影响。

在中亚和我国新疆，6-7世纪时多有泥塑佛像。呈现的是犍陀罗西域化的风格。贵霜时代和笈多时代的雕刻中心有两个，除犍陀罗外，马土腊的雕刻可称之为另一雕刻系统。马土腊位于印度北部略西，石雕多用产于这一带的橘红色带斑点的岩石。虽然马土腊地区也曾受希腊文化侵染，但印度本土的雕刻传统更为深厚。当犍陀罗在2世纪开始制造佛像时，可能这种风气也感染了马土腊。初期的马吐腊雕像也仍避讳佛陀直接出场，蕯尔那特出土佛像（铭文为迦腻色迦王三年菩萨像）气宇轩昂，好像是一位雄赳赳的武夫，但据铭文为“菩萨”，据认为仍有避免佛陀出场之意。

笈多时代马土腊佛像多为右旋式螺发（三十二相之一），眉毛修长，眼帘低垂，嘴唇较犍陀罗稍厚，没有胡须，大耳低垂，颈部有三道折痕（犍陀罗佛像或无折或二道折痕）。通肩式袈裟衣纹走向虽然与犍陀罗一致，但已将写实性的立体感很强的衣褶变成了图案化的衣纹，呈U形等距地排列，衣纹好像一条条隆起的圆绳状。大衣的质地很为薄透，使躯干突现为出水状。四肢比例纤长，身材高挑，一反犍陀罗佛像的沉重臃赘之感。

犍陀罗的佛像头光是素面的，直径较小。马土腊佛像变成了硕大的雕饰华丽的大背光。

马土腊雕刻的女性人体肉感极强，喜用S形曲线。可以说笈多时代的马土腊佛像已完成了佛像的印度化，成为印度佛像美的最高典范。与马土腊佛像同时代的另一种样式是萨尔那特式。萨尔那特位于恒河中游巴拿勒斯附近，释迦得道后首次说法之地的鹿野苑即在此地。

萨尔那特的佛像也属于马土腊一系，大概是地理上更偏南而气候炎热的原因，萨尔那特佛像的大衣较马吐腊更为薄透，几乎没有衣纹，好像是裸露的躯体，仅在领口，袖口和脚部象征性地刻划出大衣的边缘线，表示有大衣存在而已。

这种从北往南大衣雕刻逐渐退化现象，正说明印度艺匠本身是不善于和不喜欢雕刻衣纹的，他们最擅长的是人体，故而逐渐从写实手法到图案化乃至全除掉衣纹的手法，最终彻底体现出印度的民族审美情趣。

萨尔那特佛像比例匀称，肩部丰满，整体极为简练含蓄，但光背纹饰和佛座雕刻极为繁缛华丽，反衬出佛陀的人体肉感的柔软圆润，给人以高雅宁静之美。

萨尔那特的无衣纹佛像对我国北齐时代的佛像影响很大，典型的是河北曲阳一带雕刻的石佛像，大衣几乎不刻划衣摺，可看出这种雕刻形式明显地受到了萨尔那特佛像样式的影响。北齐时的画家曹仲达也以画薄衣佛像所谓“曹衣出水”而著称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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