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 | 诸葛亮躬耕南阳时的个人条件、区域环境和社会背景

第二，博览群书，终使自己成为具有广博知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杰出人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他“自比管仲、乐毅”，管、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超凡能力的名将名臣，要学这两个人，必须学习广泛的历史和政治军事书籍。据记载，有一天他和文坛密友石韬、徐庶、孟建（即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学”交谈时，发觉三人读书“务于精熟”，孔明颇不以为然，以为这样死读书将来最多官至“刺史”、“郡守”，而他则不然，“独观其大略”，所以能广读群书，又密切联系实践，自己有创见，最后方有大成就（《魏略》，见《诸葛亮集》附录《故事》卷3《用人篇》）。后来诸葛亮一生的奇才，在政治、用人、军事、文学以至军器制造和音韵文字学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应当是南阳“躬耕”十年广读群书打下的基础。

第三，隐居南阳十年，诸葛亮还广交一批知识界名士和政界人士，这为他二十七岁出山准备好了必需的条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建立了一个可贵的人际关系网。上述他和徐庶等的亲密交往，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是其中生动的一例。从有关史料看，他在南阳地区，结交颇广。由于当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名人大多都曾在南阳留下足迹，南阳本地的名人也很多。见于《三国志·蜀书》的，有本籍襄阳的庞统、原籍扶风的法正、原籍河南的杜夔等文化人士，他们当中辈份最高、最具有名望的是颍川人司马徽，史称最能识人，且颇提携年轻一代，“清雅有知人鉴”，曾赞扬晚他一辈的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当时诸葛亮被称为“卧龙先生”、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先生”，都是由庞统“从父”庞德公所起的高雅绰号（《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注引《襄阳记》）。这一批知名学者，都活动在南阳地区，使诸葛亮青年时期，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诸葛亮在南阳时期，和某些政界人物亦有往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曾提及当时荆州大军阀刘表之子刘琦和孔明的一次秘密长谈，诸葛亮引用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因躲避出朝而终成霸业的故事，启发刘琦也外出暂时躲避，后来刘琦果然求得出任江夏太守。

诸葛亮年轻时期，为什么选择在南阳地区“躬耕”隐居呢？这里既有家庭的小原因，更有社会的大原因。家庭原因是，他幼年丧父，从童少年时期就随叔父诸葛玄长大。诸葛亮原籍山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东汉末年，该地区由于军阀混战（曹操和陶谦一次大战死亡达数十万），有些地方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诸葛亮只得随叔父西迁南迁。他们叔侄辗转投奔老朋友荆州刘表。荆州为当时荆州刺史部，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和湖南大片土地，南阳郡属荆州之北，郡治在今天河南南阳市，当时称为宛。不久，也即诸葛亮十七八岁时（约197），叔父诸葛玄又不幸去世，年轻的诸葛亮只好留在南阳本地，过起“躬耕陇亩”的生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但诸葛亮是一位素有大志的人，他常住南阳，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这是远比举家迁徙更大的原因。按现已掌握的资料分析，诸葛亮选择“躬耕南阳”，其更深的原因至少有二：一、南阳地区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二、自古以来，南阳是重要军事要地，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南阳是当时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镇。

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点。首先，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的南阳，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郡，城镇最多，人户最多。比起首都洛阳，南阳的城市数和人口、户数则几乎超过一倍。南阳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经济发达地区，到东汉时，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朝时，这里就有全国知名的大规模的铁手工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意思是，为了控制大户，秦统一六国后把大铁商孔氏迁居南阳，成为当地巨富，建立规模巨大的铁手工工场，大规模进行农业垦田，商业行队整天车马繁盛地游于各诸侯地之间，以致人们称为“游闲公子”。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整个西汉，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仍称当时南阳人“上气力，好商贾渔猎”，善于发展经济。应该说，选择这样一个繁盛城市栖身，正是诸葛亮的明智之处。

南阳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出过许多文化名流，他们的功业学问，一直在后世流传，这也正是求知若渴的诸葛亮所特别喜爱的环境。我们从史传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实例。首先，自西汉武帝“尊儒”以后，南阳地区就涌现了许多儒学世家，两汉之间著名循吏任延，本身也是学习儒书的拔尖人物，史称：“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后来在东汉政府任职时，坚持办学和慈善事业，“令耕公田，以周穷急”（《后汉书·循吏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了东汉时许多儒学大师，如南阳堵阳人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南阳章陵人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年间，出专著《谢氏释》，大行于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则介绍东汉时南阳地区的文学名士多人，有南阳蔡人刘珍，他精通“诸子传记”、儒家“五经”和“百家艺术”。史上以“击鼓骂曹”闻名的东汉名士祢衡，也曾到过荆州南阳地区，在刘表处，受到荆州众士大夫的钦服。据史载，当时“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他写文章“须臾立成，辞义可观”（《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在荆州时，为东汉献帝建安初年，诸葛亮正当青年，肯定听说过此人，并受到他的影响。

南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阳乃至整个荆州地区在军事和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四战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南阳和南阳所在的荆州地区，史料上有不少关于它重要战略地位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指出：“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中华书局，1987，1654页）宛是两汉南阳郡的首府，即今南阳市，从西可通进驻关中的重要关隘武关，东面临广大的富庶之区江淮之域，若以南阳为基地，实为最良的战略要地，可以东西征讨。诸葛亮自己在《草庐对》中，则以更广的眼界分析更大地域的荆州形势：“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诸葛亮集》卷1，中华书局，1975，29页）处在这样的地方，能看清东汉末年群雄争战的形势，看清各大军事首领的优劣。另外，这里群贤毕至，几乎形成了一个有名的学派，历史上称为“南阳学派”或“襄阳学派”，文坛挚友们互相论述政治军事形势，或互相推荐贤主，也是很好的机遇。聪明而正当盛年的诸葛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留在了南阳地区，一待就是十年，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岁月。

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军事史家和战争史家注目。“宛城（即南阳市）既是南阳地区重要的战略城邑，又是自秦以来有名的繁荣都会，北可以通达伊洛，南可以控制荆襄，西可以出武关入于关中，因而，自古以来宛城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慕中岳、武国卿合著《中国战争史》〔二〕，金城出版社，1992，280页）。自战国秦汉以来，南阳地区的争夺战争前后数十次，几乎河南、湖北、关中有关的重大战役，南阳都不可避免地或成为战争前哨，或必经之途。秦统一六国战争中灭韩灭赵，南阳是关键的军事据点。历史上闻名的楚汉战争中，南阳地区也是刘邦项羽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更是刘邦从关中东进的重要关口。至于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中，南阳是东汉刘秀的奠基之地，他是在南阳地区开创帝业的，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就发生在南阳的北界。诸葛亮对此十分熟悉，一直铭刻于心，在一篇题为《正议》的议论文中，就列举了东汉光武帝的这一重大战绩：“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万于昆阳之郊。”（《诸葛亮集》，44页）昆阳在南阳北约四五十公里，从此以后成为历史上著名战场（以上参阅臧嵘《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89—98页）。从上所见，自战国末年直至东汉初，南阳地区一直都是全国的战略要地，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少有大志的诸葛亮，选择了在这里“躬耕”，等待时机，发展自己的一生。

诸葛亮自己说来到南阳，只不过是为躲避战乱，找一个求生之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集·前出师表》，33页）然而，南阳地区在东汉末年是众军事集团渴求占领的战略要地，许多政治和文化名人都到过这里。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黄巾起义军也热衷在这里建立统治。公元184年黄巾军张角竖起义旗后，张曼成便立刻在南阳响应，建立南阳黄巾军，曾在南阳郡首府宛屯军百馀日，后被政府军击破。后黄巾馀党赵弘再起，重新占领宛城，起义兵员“至十馀万”，最后仍被军阀朱儁严厉镇压。此时，正是诸葛亮从童年走向青少年，并开始进入南阳地区的十几年。南阳地区成为各军阀相互争夺的战略宝地，当时几乎有名的政界军界人士都先后光顾南阳，其中后来成为三国首脑的曹操、孙坚（孙权之父）、刘备都曾在此停留或屯驻。其他如东汉末年著名军阀袁术、吕布、刘表、袁绍等都先后到过南阳，或投奔、或作战、或占领。如189年袁术“出奔南阳”，后“得据南阳”；孙坚起兵“前至南阳，众数万人”；吕布“自武关奔南阳”，投靠袁术；袁绍“亡卒诣（曹）”，曾助操一起对付当时占领南阳的张绣，等等。从196年至199年，南阳一带为张绣所统治，前后与周围势力刘表、曹操作战，最后归降曹操。这正是诸葛亮已进入青年时期，十六至二十岁左右的成熟期。以后他在南阳时期，经常遇到的仍是军阀混战局面，以至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资治通鉴》卷63，第5册，2040页）。这使正在成长中的诸葛亮，特别希望有一位贤君明主，出而平定天下，“劝农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便宜十六策》，《诸葛亮集》卷3）。

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上述几大因素深深地影响了青年诸葛亮的成长，逐渐形成了他的整个政治理想和抱负。对此，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诗曰：“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以《诸葛武侯》一首诗赞扬他的卧龙之隐：“武侯当此时，卧龙独摧藏。掉头梁父吟，羞与众争先。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诸葛亮形成的政治理想，我觉得至少有下述几点：

第一，长期的战乱和广大百姓的困苦，形成了他一种强烈的治世思想，有朝一日能成为治国贤臣良相，改善广大百姓的贫困处境，这就是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原因。后来他写的《便宜十六策》，实际是治国十六策，其中一再强调希望把天下治成“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馀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的良好状态（《诸葛亮集》，92页）。这是诸葛亮在南阳十年期间就形成的政治抱负。

第二，在南阳十年，诸葛亮前后亲眼目睹了诸多军阀政客的种种阴谋，他从心眼里渴求一位贤主明君，能够和他君臣同心，互不猜疑，以相互合作，把国家治好。这就正像他在《便宜十六策》中所说：“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诸葛亮集》，88页）这种君臣关系，是诸葛亮的理想，他的一生，也正是以这样的原则去做的。而这些道理，则是他在南阳期间所明白的。《便宜十六策》，是他在南阳锻炼十年后成熟的政治主张。他答应刘备出山，正是看重了刘备是他理想中的贤君明主。

第三，我不赞成一些学者对“三顾茅庐”故事的否定。其实，历史上这种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战国时秦孝公四次会见商鞅，谈了四次，由“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到二人相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促膝相谈、“语数日不厌”的佳境（《史记·商君列传》）。东汉初年，光武帝想重用著名隐士严光严子陵，史称也是“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最后“论道旧故，相对累日”，至于同床共寝，亲密到如此程度（《后汉书·逸民列传》）。诸葛亮的“三顾茅庐”方才出山，是一种要求自尊的表现，考验找他的这位未来的明君刘备，是否真正“礼贤下士”、肯于“降尊临卑”，有寻求治国奇材的愿望。第四，诸葛亮之所以在南阳卧龙岗接受刘备的“三顾”而终于出山，和他儒家的正统思想有关。他几次表示，东汉皇朝才是正统，得天下的应当是姓刘的帝王。在诸葛亮的文集中，不止一次赞颂东汉创业之主光武刘秀，说他“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和群臣“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论光武》，《诸葛亮集》，74页）。他在赤壁战前受刘备之托，到柴桑说服孙权合作破曹时，曾对孙表示，他之所以投靠刘备，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是因为他是汉室之胄：“刘豫州（备）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评论诸葛亮，也注意到这一因素，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侧周鲁通诸葛论》一文中说：“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诸葛亮集》附录卷2，162页）这一点，我们评论在南阳刘备“三顾”之所以成功时，也是应当估计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