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里的滕子京是贪官吗？他做了三件大事，留下一个把柄
滕子京之所以后世留名，不少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应该说，这话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考量滕子京一生的所作所为，似乎这样说又有点委屈了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他的人生足迹有不少闪光点。
滕子京（991-1047），名宗谅，北宋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人，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进士。不幸的是，滕子京当官不久就因“经济问题”而官司不断，后世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个贪官，根据是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两段记载。一是“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二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央派去的调查组给出的结论是：滕子京在泾阳有16万贯钱违规使用，他刚到泾阳上任的时候，按惯例把这些钱犒赏给“诸部属羌”，间或也馈赠予“游士故人”。御史劾奏后，滕担心连累其他人，就焚烧了账本和名册。
这里的问题是，滕子京为什么要犒赏“诸部属羌”和馈赠“游士故人”？
这就不能不涉及泾阳地域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泾阳是和西夏交界的边疆地区。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元昊反，阴诱属羌（酋长）为助。”元昊者，乃西夏皇帝，他自立为帝，不断拉拢、诱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们做他的羽翼。就是说，“诸部属羌”是宋和西夏“统战”争取的对象。谁争取到了这些人，谁就多了一些朋友，少了一些敌人。
至于“游士故人”同样不容疏忽和怠慢。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曩霄（即西夏国王元昊）之叛，其谋出于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友善。尝薄游塞上，有经略西鄙意。”当时，韩琦、范仲淹为边帅，曾召见过张、吴等人，虽有争取他们为国效忠之意，但没有及时安排、使用他们，致使张、吴等人投奔西夏。张、吴为敌所用以后，驻守在边防的将帅才开始善待知识分子。由此可见，滕子京“挪用公款”招待、馈赠士人的动机也都是为国家留住人才，自己并未从中牟取私利。据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滕宗谅的所谓“经济问题”，最先是礼部侍郎郑戬揭发其“枉费公用钱”，接着监察御史梁坚弹劾。然后朝廷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勘鞫此案，燕度勘鞫的结果是滕子京并没有贪污行为。
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曾两上奏章为滕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兵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葛怀敏兵败定川寨直接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滕子京镇守的泾州离定川仅百余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数千百姓戎服守城，一面选派侦探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范仲淹带领一万五千兵马来援，却又遇上阴雨连绵，不能到达。故而士兵忧沮，军心涣散。面对此情形，滕子京先是隆重祭奠定川之役中死难的将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接着大摆酒宴犒劳士卒，“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此外，他还“厚抚羌族”。范仲淹正是看到了滕子京治边有方，是可用之才，才 “荐以自代，擢（滕子京）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可是，梁坚等人却抓住滕子京在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大做文章，确实令舍身为国者寒心。故而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云：“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诬其数尔。”由此不难看出，梁坚纯属移花接木，栽赃诬陷。
再说第二个问题。不言而喻，滕子京是拖着尾巴到岳州去的。
滕子京在岳州做了三件大事：承前制修岳阳楼，崇教化建岳州学宫，治水患筑偃虹堤。毫无疑问，修堤建学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预算，只要不违规使用，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修岳阳楼与国计民生扯不上多大关系，因此国家财政绝对不能负担。那如何筹资呢？滕子京想到了独特的办法：帮助老百姓催旧账、呆账、烂账、死账，催来的钱捐献给官府。
但是，滕子京还是给诋毁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把柄。他没有设“会计”、“出纳”和建账立册，而是自己大包大揽，收钱、出钱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他“自入者亦不鲜焉”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说滕子京不是贪财的人，为何干这种蠢事？
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源于他的性格，“倜傥自任”，过于自信；二是他对当时的吏治非常了解，小吏们极为贪婪，凡掌管钱财者多有贪墨行为；三是古时并没有如今的财务管理制度。
应该说，《宋史·滕子京传》的结语“及卒，无余财”，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但由于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记录，人们还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有必要揭开《涑水记闻》的面纱。
《涑水记闻》一书，史学界一致公认是司马光随手记录的杂记，是他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采择或“考异”准备的素材，准备编书时取舍，绝大部分内容是未经过认真核实的传闻，故而其中部分内容并“不足信”，甚至有“捕风捉影”的成分；有的只记了个大概，内容虽基本符合事实，却语焉不详。《辞海》说它“也有一些得之于传闻，内容不尽属实”。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在《涑水记闻》的全书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这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涑水记闻》关于岳阳楼募捐一事，就属于传闻。既有“自入者亦不鲜焉”的“莫须有”指控，又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的赞颂。特别是滕子京属于范仲淹的改革集团成员，拿滕子京的传闻说事，既表明滕子京在那场政治斗争中做了牺牲品，又表明，岳阳楼募捐风波乃至《岳阳楼记》的成文，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由此可见，滕子京是个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又有着廉洁操守的人。欧阳修称滕子京：“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尽管他一生坎坷，但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好心态，不仅是范仲淹引为同道的“斯人”，也成为一代为政者的楷模。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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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宗祧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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