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八千里路云和月——静宁往事之西进工作大队

采访花絮

八千里路云和月

——静宁往事之西进工作大队

文/李娟淑

古老沧桑的静宁大地，西北高原上一个小小县城，作为祖国母亲身体的一小部分，在70年风雨兼程，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中，迎来了自身的华丽蝶变。记者跟随一位“西进大队”成员、袁文兴老人的回忆，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后，将时间的触点跨越70年,倒回1949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希望在回望历史的波诡云谲中，激励每一位新时代的静宁儿女，在更加珍惜岁月静好的同时为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西进大队”和“南下干部”是一个极具特殊历史语境和身份标签的词语。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应时而生——“西进工作大队”和“南下干部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西北、西南及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西进。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辞别父老，抛家离舍，随军来到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许多西进、南下干部离开家乡时风华正茂，等再次返乡已为皓首苍颜的耄耋老人，甚而，一些人余生再无机会踏足乡土，终生成为他乡之魂。

在静宁组织史上有个空白，那就是关于解放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静宁县委员会负责人信息空缺成谜。这一直是研究党史和编写志书的工作人员的迷惑和缺憾。

2019年初，有消息称在去兰州的客车上有人遇见了当年的团静宁县委书记袁文兴老人。获知该消息时，记者十分兴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脱贫攻坚战接近收官之际，回顾往昔峥嵘岁月里老一辈军民共同奋斗拼搏的伟大壮举，于身处当下肩负新使命、推进反贫大战的静宁人民来说，应更具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激励作用。于是记者开始衔接采访，准备为建国70 周年献礼，为静宁整县脱贫摘帽集聚新能量。

一初见袁老，且听风语,八千里路云和月

历经70载风云激荡和沧海桑田的岁月巨变，在今年迎来伟大祖国70岁华诞的特殊时候，年届耄耋，却依然精神矍铄、疏朗健谈的袁文兴老人，向记者慨然讲述了70年前他作为西进大队干部，随军挺进静宁接管新政权、建设新社会的那段风云岁月。记者为有幸能够面见这位老革命，并为能够近距离感受他身上烙印的那个独特时代的精神标识，及言辞间满溢而出的澎湃力量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这让后发展时代出生的记者深受感染和鼓舞。

2019年6月19日，记者在兰州见到了袁文兴一家人。初见，老人的儿子袁超先生诚挚地告诉记者，父亲听说静宁要来人，心情很激动。一大早就洗漱整齐，做好了迎接记者一行的准备。

与记者同行的还有县电视台记者代腾飞及静宁县政协文化文史资料编撰委员会主任马广平和办公室干部胡敏乐。

今年88岁高龄的袁老，看上去精神还不错。特别是一开口，仍然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一副意兴飞扬的样子，很是感染人。良好的精神状态，彻底打消了记者来路上的顾虑，原本担心老人家年纪大了熬不住时间，不便做过多打扰。结果袁老居然笑呵呵地安慰记者说：“你放心，党校当教师练下功夫着哩！”

袁文兴，生于1931年，陕西富平县人。1945年考入立诚中学，误入伪三青团。1948年考入西北农学院（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创办）高职就读畜牧科。1949年2月因罢课离开西安，冲过封锁线，进入陕甘宁革命边区延安，在延安大学政治理论专业三班学习，1949年4月在延大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6月西安解放，延大结业，参加西北局在延安组建的“南下工作大队”，南下西安。在西安，西北局又将“南下工作大队”组建为“西进工作大队”，随军西进，开赴甘肃，接收定西专区静宁县政权。先后任静宁县文教科科员、青年团县工委宣传部长，后调至平凉市青年团委宣传、学生部部长之职。195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6月，经考试被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录取为学员。后留校任教，为副教授，任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校法律顾问等职。1958年被错定为“反革命”，“双开”，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20年。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党籍。1993年离休。

以上是其个人简介。但还有另外一些重要讯息。比如：

18岁延安大学结业，被誉为亲身沐浴过毛主席光辉的一代，政治素养过硬。

老家陕西富平，上中学时和习仲勋的弟弟习仲耀同班同学，经常去习仲耀家玩耍，因而和习家人熟识，后蒙冤回原籍参加劳动改造20年，曾致信习仲勋求助，得以重返党校任教。

西进静宁工作期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解放初期静宁县的支前、土改、反霸、建团等中心工作。其间，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却又特别简洁的特殊婚礼，全县干部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区乡村干部全部参加，令其他青年艳羡不已。

平反以后，在甘肃省党校离休前后，奋尽全力，历时近6年注译成《唐六典全译》一书，是法学界首部对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的权威释译。

二西进岁月，前进在硝烟没有散尽的道路上

根据袁老讲述脉络和时间顺序，记者加以梳理整理后，从他延大毕业南下说起。

1949年6月，延大结业后的袁文兴参加了西北局组建的“南下工作大队”，到达西安后在城西南农村蒋家寨驻扎了1个多月。据说是在等山西的干部过来，共同组建西进大队。

而在此期间，他们得到消息说，彭老总向中央借兵，路过山西，协助徐向前部队解放了太原。遂率领借来的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一路挥师渡河西进陕西，开始解放大西北。

据相关资料得知，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与从西安败退的17万国民党军，进行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完全解放了关中。

7月24日，蒋介石命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任在马继援的驻地静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以对扶眉战役执行军纪，重振军风士气，做垂死挣扎。马继援、马步銮、卢忠良、张寄亚、马惇靖及王治歧等20多名军以上国军将领参加了会议，但宁夏马鸿逵未到，只派了汉民军长应付。

此次会议上，蒋介石发给马步芳第82军在陕西耀县寺坡作战阵亡师长马得胜抚恤金白洋3万元！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中央的一次特大恤赏，在座的众将官闻所未闻，一个个惊得瞠目结舌。马继援认为给马得胜恤赏，就等于给其父马步芳奖赏，于是为之振作，且断定解放军主力必将向南追击杀向四川，不会西进甘肃。

静宁会议可以视为“二马”准备与解放军正面交锋的一次“动员大会”。 会议制定《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具体部署为：宁马两个军及保安部队守平凉，由第128军军长卢忠良指挥；原在天水的第127、120、91军三个军守天水，由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指挥。马继援部集中静宁，机动作战。

就在静宁军事会议不久，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二马” 为保存各自实力，内部出现分裂。7月27日，原本重兵布防于平凉的马鸿逵部属卢忠良怕被解放军歼灭，遂从泾川向固原任山河方向撤离，偷偷回宁夏去了。平凉驻军向三关口方向撤离。马步芳陇东兵团也急忙向兰州方向撤离，马继援主力则由陇县经固关峡向华亭、庄浪、静宁一带撤离。然而，很快，28日早晨青马骑兵第14旅即在固关峡被全歼，这给马继援一个致命的打击！处境危急、进退两难的马继援在静宁给师长们下达口头命令时认为，在兰州打防御战的有利条件很多。所以，最后选择在兰州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妄图负隅顽抗。

兵荒马乱，秋草寒烟。7月底，正是静宁一带秋高草熟的季节，马继援所率82军全部从静宁经荒山秃岭、人烟稀少的华家岭沿西兰公路撤退，于8月14日下午，进入兰州市，当天所属各部立即进入阵地，修筑工事……

1949年7月15日前后，“山西西调干部队”到达西安，与“南下工作大队”在蒋家寨汇合。西北局当即召开动员大会，把“山西西调干部队”与“南下工作大队”合并，组成“西进工作大队”，命令立即随军西进甘肃。

西进工作大队建制为大队和中队。大队即进甘以后的专区组织，大队长即专员，政委即地委书记。大队以下为中队，即进甘以后的县组织，中队长即县长，政委即县委书记。当时，袁文兴等6名延大学生与山西西调干部组成第四大队的第四中队，第四大队即定西专区建制，第四中队即静宁县建制，政委宋钦即县委书记，中队长于光即县长。西进当时的建制将静宁县划归定西专区，于解放后次年5月又划归平凉专区。第四中队主要由山西省临汾专区曲沃县第四区的干部组成。原来的区委书记即转任县委书记，区长即转任县长。民政助理即转任民政科长，财政助理即转任财政科长，公安助理即转任公安局长等等。

据袁老回忆，大队西进出发的时间大约是7月15日左右。这正是马继援被击逃的前后。

三 固关打马，珍爱和平慰我师魂

硝烟弥漫，烽火连天。在惊心动魄的随军途中，袁文兴所属“西进大队”在距离陇县将近10里多的某个村子停驻了七八天时间。据说是等待前方的固关峡战役结束。其间，由于连夜行军时边走边睡的疲累，加上在露水沟边睡觉着了凉，整个中队年纪最小的袁文兴开始感冒发烧。政委宋钦知道后，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袁，使袁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革命队伍中同志般的纯真情谊。

不久，即行军途径固关峡战场。袁老是这样形容固关战场的：

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异常。只见路边、河里、岸边、桥上人尸垒马尸、马尸垒人尸，马尸出奇的肥、人尸出奇的胀，河里的人尸全被冲去了衣服，马尸好像也不见皮毛，有的马尸四蹄朝天，有的人尸手脚向上，层层垒垒，堆积有三米多宽，两米多厚，顺河而上，约有半里之长。沙路路面由于血凝固后变成了暗黑色。空气中奇臭无比，严重缺氧，人畜无法呼吸，部队给每位队员发了一瓶白酒，倒在毛巾上捂住口鼻，也不能顶用，等离开固关峡进入张家川以后，所有在固关峡染上病的人，都开始发病，症状是先发冷后发烧，和疟疾差不多，每晚发作，身体困乏，不想吃饭。

记者曾读过一位固关峡战场逃脱的国民党士兵关于固关战场的回忆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当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所有的人都吃不下饭，头晕脑胀，那种臭味仍然盘踞脑海无法散去，虽经长途跋涉身体极为疲累，但没人有食欲。炊事班做的饭没人动，各部队都一个样子，所有卫生员与医生束手无策，部队首长们也很着急，大家就是想不出办法。后来还是当地一位老大爷得知情况后，向部队首长建议，分头将全体指战员按班按排领进大小不同的厕所，让大家闻厕所的臭味，直到能闻出臭味后就好了，多数人需要5-10分钟，个别人长一些。这样轮流进行，半天的时间大家都恢复了。”

这些文字与袁老对战场惨烈程度的回忆完全吻合。

有关资料显示，7月28日晨，由王震率领的解放军一兵团向扼守陇山要隘固关峡、掩护其主力撤退的骑兵第14旅发动了猛烈攻击，第一炮就命中了旅长马成贤的指挥部。几个通讯兵阵亡，马成贤左臂受伤。解放军英勇冲杀，出现白刃战。激战至午后一时左右，情况十分紧急，马成贤遂向驻在马鹿镇的骑8旅旅长马英求援，马英则答“我已出动，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实际上按兵不动。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人说：当时解放军已把对方的电话线掐断，接上解放军的电话，当马成贤向骑8旅求援时，说我们已经出动，请你坚持最后五分钟；当马英听见枪炮声密集，向马成贤询问要不要增援时，电话里则说“不需要增援”。双方战至下午2时左右，部队全被打散，全线崩溃，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当残部退至峡口时，解放军第7军第20师已绕固关以南迂回过来，从山林中扫射，截断了14旅的退路，解放军以密集的炮火，猛向后方马群轰击，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军处于火海包围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集，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1000多名士兵被解放军俘虏，3000多匹战马中约700多匹被解放军缴获，其余均死于炮火之下，马成贤带伤潜逃，仅以身免；团长级以下的官兵，仅有400多名逃生，骑14旅全军覆没。

据袁文兴讲述，当西进队伍到达固关战场时，距离战斗结束已经六七天时间。他们收编了一名在山洞中藏了七天的马家军军医。这位军医是陕西渭南人，当护士的媳妇被马家军军官霸占了，自己也被强迫做行军军医。参加解放军后，这名军医进步很快，后来还担任了一任静宁县医院的院长，另成家立业。

固关战役后，关于马继援，一说在固关峡战役后第三天，有人在张家川看见马继援一行八人八马，全副武装，向兰州逃去。另据静宁县相关档案资料记载，说马继援于战前提前撤离，固关峡战役，他根本不在现场。14旅固关覆没后，他在无限惶恐中，从驻地静宁中学（现静宁一中）携带如花美眷张训芬紧急撤向兰州。

马继援，在国共大战中，解放军曾几次三番栽在他手里，吃了大亏，号称当时最能打的军阀少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其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82师师长。1947年6月在合水其82师重创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纵队第2纵队，取得所谓的“合水大捷”。该役成功击退解放军西野3个纵队的进攻，让西野认识到了青马不可小视的战力和骑兵战术。8月在宁县子午岭山区腹地的九岘一带几乎全歼解放军西野第4纵队，取得所谓“子午岭大捷”。1948年4月，重创解放军西野第6纵队教导旅，取得“西府战役大捷”。该役以大约不足1500人的伤亡代价，除了杀伤比之更多的解放军外，还俘获了2000名解放军士兵、后勤人员及支前民工。

后来，彭德怀元帅自言“西府战役”是其一生“第三次大的败仗”。 马继援的军事战绩给当时低迷的国民政府注入了一剂兴奋针。1949年5月，其82师恢复为陆军第82军，年仅28岁的马继援任军长，授中将军衔。7月27日，升任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国民党兰州战役总指挥。然而，随着9月份该役的全线溃败，终究没能挽回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败亡，也彻底终结了青马在青海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统治，马继援随其父马步芳等国民党残部逃亡台湾，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四 静宁解放，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人民的崭新时代

2019年，建国70周年庆。全国上下开展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静宁县各行各业也同步开展着各种“70年”纪念庆祝活动。拨开历史的云雾，加以短暂穿越。

1949己丑牛年。8月6日，即农历七月十二。

对于地处西北的静宁县城来说，迎来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在杨得志、李志民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了静宁城，宣布静宁解放。

而静宁城中的国民党部，早在7月27日，随着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向西挺进之势，早已闻风丧胆，在焚毁军需及档案后，一路毁桥破坏的同时全部狼狈溃逃。

8月6日下午14时许，听见解放军来了，静宁群众纷纷围到西门外即当时的永和门前，观看解放军的侦察兵题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消灭胡马匪，解放大西北”等宣传标语。与此同时，各界群众推举县城小学校长胡育英、中学教师马敏生和旧政府公职人员邹赞廷三位代表带领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城。

17时左右，群众烧开水、送米汤、挑馒头，慰劳浩浩荡荡进城的解放军将士，并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十九兵团在解放静宁后，即率师奔赴兰州战场，只指派六十五军一九四团政治部主任信宁临时担任中共静宁县委书记建兼县长，手握“静宁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令行禁止。留守以待“西进工作大队”人员到来接管静宁新政权。

8月7日，信宁等在城隍庙组织召开了市民大会，宣传党的政策，要求群众和各界人士各安本业，无需惊恐，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城内秩序。勒令旧政府职员就地待命，保护财物，不得破坏捣乱。

静宁因地处西兰路边，当时县城西关大街商铺里不时能见到许多西洋的新鲜玩意儿。8月9日，当宋钦、于光率领的“西进工作大队”抵达静宁时，信宁与另一部属正在西关“逛街”。

俗话说，早上立了秋，晚上凉嗖嗖。虽然还是伏天，但静宁刚解放的第三日（8月8日）就是立秋的日子了。特别是立秋次日便是传统的七月十五“中元节”。 秋意侵人，丝凉入骨。这让当时的人们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愁鬼哀魂气息。

静宁之秋到了，而且迎来了百年罕见的漫长雨季！此时跟随大部队行进在西进路上正被暑热困扰的袁文兴，要是知道静宁的天气此刻已冷意无限，肯定会后悔在路上嫌太重而把被子里的棉花一把把掏出来扔掉的行为太过草率。

而西进工作大队离开固关峡后，经张家川西边的陇城镇（《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街亭”所在地），到达了秦安、庄浪、静宁三县交界处的莲花镇。

“这个地方是大队和四中队分家的地方。”袁文兴说，大队继续西行去定西专区，四中队从这里向北朝着静宁县进发。全大队在镇中住了一夜，共同吃了一顿团圆饭后于次日早晨分道扬镳。

大队往西，四中队往北。袁老说：“四中队前进不远，就进入静宁境内的仁当乡（现仁大镇）。接着马不停蹄直奔县城而去，中途夜宿威戎，次日沿着一条直通县城的土公路向北走，大约在下午一两点，进入县城南门。沿一条巷子——衙门巷，就走到了旧县政府的大门前。旧县政府的大门朝南开，有一个大照碑，将大门挡住。照碑左右及南面，是一大广场。大家就把背包当坐垫，坐在照碑前的广场上。派人寻找军管会的同志办交接手续。西进行军的日子从此结束了，开始了接收政权的工作，第四中队的组织名称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展开工作。”

五接管静宁，组织军民踊跃支前助战兰州

据史料记载，在1949年7月26日，中央西北局批准静宁县人民政府的机构人选。8月14日，宋钦率领的西进工作大队到达县城，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静宁县委员会。8月15日，于光县长到职，8月16日，静宁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老袁回忆说，他们的队伍到达旧县政府时，发现无人。就派人在西街上找见了军代表（应该是信宁等）。军代表背着一个挎包，来到广场。就地说了句“同志们辛苦啦！同志们好！”随后把挎包交给县长于光，说是里边有政府大印。“你们就用它开始工作吧。这就是全部要交代的手续。”然后说“我们去追赶部队了！”摆了摆手，说“同志们再会了”，之后就走了。静宁县人民政府就此宣告成立，西进工作大队48人（山西干部41名，延大学生6名，固关战场接收的1名马家军军医）接管了静宁县。

刚开始，县委和县政府的班子都同住在县政府里。从固关峡过来，共有8个病号，打草铺住在后院的两间监狱里。此时已弄清大家得的是“回归热”。除县委书记、县长与警卫员同住一间房子外，其他所有人都按部门来住，即一个部门一间房子，有床睡床，无床的睡桌子。桌子白天办公，晚上当床板。第二天开始，各区委任一名区委书记，一名区长，一律下乡接收成立区政府。

此时，县委、县政府最大的任务是解决西兰路上西进过路部队的所需，主要是粮草和被褥衣物。命令旧保长暂时负责担任支前工作，征集粮草。被褥衣物一般从俘获物中解决。接收工作千头万绪，干部严重缺乏。其他病号都好了，而袁文兴的病情开始加重，一度出现流鼻血的危急症状。但政府无钱为其看病，只能个人坚持。一天于光县长找到袁文兴谈话，大概意思是，组织上现在无钱为袁看病，只能让他先回老家看病，等病好了愿意回来就再回来。袁老听了于县长的话，心里有气，觉得自从去延安开始，自己就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这辈子再也不会离开组织，怎么能随意赶他走呢？于是老袁“毫不客气”地把县长说了一通：“于县长，你咋说下这个话？我相信你过去也遇到过困难，你咋没回老家去呢？我是有组织的人，有困难，我相信我自己会处理好，组织也会处理好的，怎么能推出门了事呢？”

于县长听了袁文兴的话后，当即承认自己的话讲得不妥：“小袁同志，小袁同志，我的话是不大合适。是这样，我也没有命令你回家的意思，只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你不愿回家，那就话到此为止。咱再不提这事了。你就先休息养病，我尽量想方设法弄些钱给你治病。好吧？”

后来，还是一位天主教堂里的医生赵顺天治好了袁文兴的病。病好以后的袁文兴，很快被分派到城关区帮忙。此时的静宁县城，天气已经非常的冷，工作人员没有被褥衣物。一路背过来的被子，因为路上天热，把棉花掏出来扔掉了！所以，袁文兴在城关区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当地一家住户手里收缴了大批被私藏的马家军物品：几百件没面子的羊皮大衣、几百斤羊毛、几十斤驼毛、数百件棉被，解决了好多同志受冻的问题。

此刻，兰州战役正在进行，急需大量粮草。袁老说，自己在城关区帮忙后，又被派往“红寺区”去搞支前借粮工作。

但记者根据袁老所说该区山大沟深和隆德县相邻等线索，据此推断，此处回忆有误，因为红寺区在县城西境，不可能与隆德相邻，所以应该是第二区威戎区的曹务乡。但袁老又说该区区长是李兴盛，后来担任县委秘书。记者在静宁组织史中并没找到李兴盛此人，当时县委秘书名叫李兴杰，而李兴杰曾在1951年5月至1952年9月期间与张怀德一同担任威戎区区委，不过张怀德应为第一书记。后来讲到1951年3月给他主持婚礼的县委李秘书，应当是李毓。

此次借粮工作，袁文兴共借得300多斤小麦。然后组织各家用毛驴运送到静宁县政府。由于1949年秋整个甘肃东部遇上百年罕见的一场连续下了四十多天的阴雨天气，道路泥滑，加之农民们都缺乏雨具，运送非常困难。当时的袁文兴只有一件马家军遗下的老羊皮没面子的皮袄，见雨就湿，穿在身上重得要命，压得两个肩膀疼，又不敢脱，脱了冻得受不了。最后实在受不了脱掉一小会，结果还是受冷落下咳疾，大半年好不了。后来在兰州学习期间，得知患的是肺结核，但巧遇良医良药，幸运痊愈，但肺部留下终生可见的钙化灶。

各区将粮食集中到县上后，由县政府组织运送队送到会宁县，再由会宁组织运送到定西，最后由定西组织运送到兰州前线。

据有关资料记载，静宁人民在支援兰州和西北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49年8月16日成立支前委员会开始，威戎、城关区组织民工2000余名、大车72辆、毛驴30多头，向华家岭抢运面粉6万公斤。随后，又组织救伤担架65副、驮骡71头，输送过往部队残伤病员及烈士灵柩。同时组织1179名民工赶修了县城到界石铺的公路，冒雨抢修了西兰路上的西河桥和八里桥（马家军逃离时炸毁的），协助解放军修复了静宁到西吉、隆德、会宁等邻县的电话线路。

当时的县委把支前当做中心工作来抓。8月23日，接省委和定西专署在15日内向静宁借粮5万石的紧急指示后，县委于27日安排部署，积极落实。当时，秋雨连绵，无法打碾粮食，群众便捶打手搓，热炕烘干，路上泥滑，还是坚持运送，没有住处，夜宿野外，至10月下旬，共动员战勤民工3842人次，毛驴3858头，筹集军粮23866.4石，完成借粮总数的47.7%，其余任务陆续完成运往指定地点。

与此同时，静宁各级党组织在战勤动员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除西进大军路过静宁时，静宁人民自发支援的400头毛驴外，县委、县政府为了解决解放军运输困难，调拨民工3442名、畜力2958头。动员妇女连夜赶做军鞋14671双。其中11月5日和12月3日两次执行定西专署动员远征民工命令，动员远征民工（一次到四川，一次到岷县）747人、驮骡71头、担架30副，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艰苦支前工作，顺利完成任务后返回。至年底，共筹集粮食460余万公斤，饲草104万公斤。同年冬，各区、乡派代表担着鸡、鸭、牛肉、猪肉、粉条、蔬菜等进城慰问地方驻军。

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说：“战争中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静宁县支前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静宁人民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民众的物资和人力支持是西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深厚沃土。

六 正式接管，百废待举建设政通人和新静宁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后，静宁县正式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接收工作。8月底，各小学相继开学，首先是对学校的接收。袁文兴这时候被调到教育科，协助科长接收第一第二完小。初小由区接收。静宁中学由专区接收。第一完小校长等教职人员齐全，只简单查看了人员、财务、课程等表册，宣布学校开学，维持原状，原有人员一律各行原职，等候委令。第二完小，校长逃离。令教导主任暂任校长之职，宣布开学，其余教职人员一律各行原职，等候委令。

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静宁县工委成立。团工委书记由当时的宣传部长张怀德兼任，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李静。但在此之前，据袁文兴回忆，从1949年9月1日开始，他就已开展青年团的相关工作，并任团县委宣传部长和学生部长之职。并到静宁中学开展青年团工作。为了更好的接近和了解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在大名鼎鼎的开明人士、社会贤达、静宁中学校长王尔全的支持下，袁文兴当起了音乐老师，主教风琴。在他发展的第一批团员中，有一位姓单的回民学生，后来成长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兼州长，省商业厅厅长，即为王尔全校长的得意门生“单得真”。还有一位叫王统华的教师，在袁文兴的帮助下成长迅速，经县委批准，调到青年团工委当干部，等袁文兴调离静宁后，一直由此人主持团委工作。在此期间，袁文兴还遇见了人生的初恋——校长之女“王世贞”。虽因双方工作地点的变化，让那段感情无果而终，但它却成了袁文兴青春年华里的一段无比美好的记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静宁县举行了大规模庆祝活动。白天，全城机关、学校、市民等，参加庆祝大会，报告、演讲、打腰鼓、扭秧歌、唱花儿等，晚上举行灯火游行，玩到晚上12点。袁文兴被派在县委机关看门，因为无事可干，就将下午会餐喝剩下的白酒拿出来，就着高兴多喝了几杯，袁文兴第一次喝醉了！他说这也是一种庆祝！庆祝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国”与“家”，庆祝新中国的横空出世！

第二年，袁文兴总共发展团员30多名，在成立静宁中学团支部后，他接到县委通知，离校下乡参加下一项中心工作——剿匪镇反反霸，查田定产建政，担任李店区樊家大庄乡工作组组长，进乡发动群众，调查摸底，成立农会。

七 三干会，全县干部见证袁文兴的排场婚礼

在樊家大庄，20岁的小伙子袁文兴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女——县妇联会干事胡芳兰。后来在县妇联主任的撮合下，很快就办了喜事。说起袁老当年结婚的事，排场吓人。

当时正赶上县上召开三干会，那时的三干会一开就是10多天，而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会有一顿集体会餐。县妇联李主任和县委宋书记、李秘书说了袁、胡二人欲喜结连理的事后，领导们当即决定，将三干会最后的会餐当做袁文兴和胡芳兰的结婚大宴会，一举两得。并通知胡芳兰娘家人前来参加。

“三干会”让袁文兴的结婚大礼规模空前，现场的热闹劲儿可想而知。这是1951年3月的某天。结婚礼放在中午会餐前，由县委秘书主持，全县县、区、乡三级干部全部参加。礼后全县三级干部开始会餐。胡芳兰的大哥从老家李店的胡沟赶来参加婚礼，被客气地请到上席就坐，与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区领导坐在一席。他高兴地说从没见过这么大场面。

新婚燕尔，组织上经常会照顾袁文兴夫妻俩，将两人分到同一小组开展工作。在剿匪反霸、查田定产期间，他们在治平区飞泉乡遇见一户人家是全区唯一的前清秀才，家里的男孩女孩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全家人都讲究礼节，谈吐不俗，言谈举止间有着乡下人少有的礼仪周到。特别是，他家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儿长得出奇的机灵漂亮。袁文兴有意吸收其当干部，遗憾的是却发现姑娘是小脚。由此发现，这里小脚女孩不在少数，于是袁文兴难过的感叹，静宁比自己家乡陕西关中地区恐怕能整整落后两代人还不止。女孩缠脚的事，在当时的关中是绝对不会有的。后来，妻子告诉他，自己也是解放脚，要不是妈妈一边缠自己一边偷偷解的话，她也会是那个女孩的下场。

八 土地改革，真正的新农村诞生了！

土地改革是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

静宁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分三期进行。从1951年秋开始，1952年春结束。第一期试点（1951年秋）。成立工作组，首先选择了一个地主，组织了大会斗争。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雇农、贫农以后，雇农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占有的土地基本上接近了90%，地主、富农大致占8%，剩下是其他群体占有，土地占有比例趋向合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真正的新农村诞生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崭新时代到来了！

静宁土改试点结束以后，工作组向县委、县政府做出报告。袁文兴根据总结报告整理成一篇报道。送交当时的《平凉报》，《平凉报》在第一版做了整版刊载，标题为“静宁县土改试点取得经验”。在平凉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省农村工作部部长安震来静检查工作时，以上述报道为基础做了汇报，得到了肯定。但袁文兴回忆说，他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助长了土改中“左”的问题！工作中有得有失，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列主义革命者，我们必须具备客观地去反躬自省的能力和自觉性。

1951年冬，第二期土改开始，在县城以北地区开展。期间，因为“左”的问题，二期土改死了三个人，两个地主、一个狗腿子。后来就将负责该乡土改工作的组长给处理了！撤销组长职务，开除党籍，送回西北局。据说这位被处理的干部来自西北局，年岁已高，是电影《陕北牧歌》的原作者，被处理后两天不吃不喝，大哭一场后背着包回去了。1952年春，第三期土改开始，在县城南部地区开展。

而随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土改运动结束后的1952年4月进行的。因为当时的静宁县工商业很不发达，县财政十分清贫，主要靠农业税支撑。全县只有一家火柴厂，其他都是手工作坊，如油坊、烧锅、染坊、粉坊等。商业都是各类商铺，为数不多，规模也都很小，也没有发现工商业界有严重的犯罪行为。

当然，静宁县的“三反”，没有打出“大老虎”，连“小老虎”也没有。这也符合静宁的实际。

1952年“三反”运动结束后，袁文兴和胡芳兰夫妻俩都被调到平凉市工作。几年后，又调任省委党校教员。在1958年被错定为“反革命”，被“双开”，回原籍参加农业劳动20年。

不幸中的万幸是，袁文兴蒙冤20年后，在寻求平反处处碰壁的情况下，想起给老乡习仲勋写求助信。很快，那些搁浅自己命运的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习仲勋从小，人就很好!彭老总从来不要政委，但他要习仲勋给自己当政委。呵呵……”袁老说。1979年，在习仲勋的帮助下，袁文兴终于得到平反，重返党校，恢复公职和党籍。直到1993年离休。

九 峥嵘岁月，缅怀前人伟业，再造生生不息的英雄梦

采写此稿，在忆苦思甜、缅怀前人功业的同时，也于当下有着更多的激励意义。袁老的回忆，深深震撼着记者一行，特别是，听老人家回忆西进大队刚到达静宁时，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却保证了那么高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这就是最好的党性教育，也是最生动的课堂。

峥嵘岁月稠， 铿锵英雄梦。数百年来，苦甲天下的静宁曾一度成为大西北黄土高原贫瘠的代名词之一。解放后，虽曾迎来过数年短暂的经济发展期，但在历经三年自然灾害的浩劫和一波又一波的运动的折腾后，静宁人民的生活一度陷入极度艰难的境地。吃的是国家的统销粮，穿的是救济的黄军装。静宁外出乞讨的人数非常惊人，而且大多是年轻人。

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在这片被断言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贫瘠土地上，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减贫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以“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五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历时30多年的反贫困斗争，奏响了三西扶贫开发30年风雨兼程的赞歌。

静宁，地属三西——“定西、河西、西海固”包围圈，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六盘山片区特困地区和甘肃省18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关于反贫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以今天闻名全国的“静宁苹果”为例，果产业就是静宁人30多年接力发展实施产业扶贫的硕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扶贫工作更是进入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消除贫困，成为党和政府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做出的一项庄严承诺。2014年，精准扶贫工作全面铺开，听党指挥的静宁人民，高举脱贫攻坚大旗，在静宁大地上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反贫困战役。历经5年艰苦鏖战，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2013年底的16.0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3.6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5.88%下降到8.37%，累计脱贫退出贫困村31个，剩余未脱贫贫困村195个。

面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付出辛勤汗水的48万干部群众，有收获的笑容，也有遭遇挫折的泪水。但回望1949年风云激荡的那段岁月，在翻阅永载史册的英雄前辈们辛辛苦苦打江山创基业时的艰辛不易时，我们一定能够从中汲取磅礴力量，得到热血澎湃的激励！

大到工作的方针思路，小到工作方法和措施，再到工作效率效果，对比先烈和前辈们于无比恶劣的环境中仍群情激昂的建功立业。我们必将做出最深刻的反省和反思。

与袁老他们相比，今天身处和平盛世的我们，不用再在硝烟弥漫的道路上顶风前行；今天容身高楼大厦，坐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我们不用再像袁老那样桌子白天办公晚上当床；今天走在柏油马路和四通八达的通村硬化路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难行，出门可坐车直达而非骑着毛驴或者步行下乡开展工作；我们生病了立马可以就医治疗，还有医保，而不是像袁文兴他们一样，生了病无钱治疗靠自己往过扛；今天静宁的新农村遍地是钢筋混凝土修建的白墙红瓦新民居，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会屋倒人亡。在吃着自来水，用上动力电，家用电器样样全的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拒绝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坐享其成，而要不骄不馁，积极审时度势，奋力开创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奋斗得来的新时代，让往者为我们赞许，让来者为我们骄傲。

2019年，在建国70周年大庆之际，静宁人民肩负整县脱贫摘帽重任，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勇立潮头，逆风而上。正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尽锐出战，奋力拼搏。

（注：本文是在袁老回忆的基础上，参考史料所写，无法保证全部史实准确无误，望读者海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