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农商行？

农商行定性分析框架：异地扩张、同业扩张、行业集中度风险

农商行异地扩张受到监管限制，且无法发挥本地区地缘人缘优势，存在盈利水平、资产质量下滑的隐忧。我们从异地贷款占比、异地分支机构开设网点数量衡量异地扩张情况，大部分农商行贷款投向、分支机构都以本地为主，专注本地的县域农商行还可享受到较低的准备金率。部分农商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高，在同业市场收紧情况下，可能需要增加稳定负债；属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农商行在同业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农商行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较高，需警惕集中投放贷款的行业景气度下行。

农商行财务指标分析

除了区域分析、定性分析，我们还对农商行财务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18个指标对农商行信用资质进行分析。考虑到农商行面临的信用挑战，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资本利润率等指标较为重要。

风险提示：数据口径不一致、分析方法差异、样本代表性问题。

怎么看农商行信用资质？

近期农商行评级下调数量增长，评级下调原因主要在于区域风险、行业风险引发风险暴露，或非标、债券等投资中出现风险事件，农商行自身也存在业务单一、负债来源不稳定，以及公司治理、内部管控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估农商行的信用资质？由于监管对农商行的区域、股东等多方面做出限制，农商行的信用分析框架侧重点和其他银行有细微差别。我们从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指标分析三个维度来建立农商行信用资质分析框架。

农商行评级下调数量增长，下调原因何在？

2019年7月底农商行出现较为密集的评级下调，2019年农商行评级下调数量同比大幅增长，一方面与宏观经济下行、企业偿债能力弱化、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有关，一方面也与包商事件后，银行信用资质得到各方重视有关。7月26日-7月31日，评级下调集中发生，9家农商行主体评级下调，2家农商行评级展望下调；截至8月12日，2019年农商行评级下调数量尽管较去年同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8月12日）大幅增长108%，但与同期全部信用发债企业评级下调数量增长趋势一致，后者同比也大幅增长120%。农商行评级下调密集发生可能并非独立事件，与宏观经济下行，企业偿债能力弱化存在较强关联度，同时也是由于包商事件后，市场相关各方更重视银行信用资质。

关注评级下调数量更要研究评级下调原因。鉴于农商行评级下调趋势与信用环境变化趋势一致，与其关注农商行评级下调数量，我们建议更加关注评级下调原因。我们将评级下调当期评级报告首页中提到的主要信用挑战、风险因素进行统计，找到2019年农商行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如图表2所示。

2019年评级下调的农商行都存在区域集中度高、区域风险暴露等问题，此外，行业集中度和行业风险，小微贷款投放、应收款项、非标、信用债投资等因素也产生一定风险，最终的结果是不良贷款增加，资产质量下降，盈利水平下滑等。

综合来看，评级下调一方面是由于区域、行业风险集中度较高，出现风险暴露等外部因素，一方面也与自身的行为和特征有关，如农商行投放小微贷款、投资信用债、非标、应收款项出现风险，本身业务较为单一，负债来源不稳定、依赖同业市场，以及公司治理和内控等方面的问题。内外部因素合力，部分农商行逾期贷款、不良贷款显著增长，资产质量下行；并由此带来拨备覆盖率不足、资本不足的问题，拨备计提持续对当期和未来盈利水平造成压力。

按照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8年末全国一共有1427家农商行。我们对农商行信用分析的样本范围限于发债主体，结合数据可得性情况，对披露年报，且主体信用评级为AAA、AA+、AA、AA-的115家农商行进行分析（由于篇幅限制，部分图表只展示了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农商行），上述115家农商行2018年末总资产合计达到12.9万亿元。

由于监管对农商行的区域、股东等多方面做出限制，农商行的信用分析框架侧重点和其他银行有细微差别。参考2019年农商行下调评级的主要原因，结合农商行面临的监管限制，我们从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个维度构建农商行信用分析框架。

农商行区域资源禀赋分析

农商行起源于全国各地的农村信用社，其发展情况与所在区域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主要在本地具有经营发展优势。农商行由农信社改组而来，大多数农商行业务发展主要在本地区开展，多在本区域内存贷款市场份额高，具有较强的地缘人缘优势。

监管层对限制农商行跨区经营限制进一步明确，鼓励农商行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进一步加强了农商行经营发展与区域资源禀赋的关联性，分析农商行所在区域资源禀赋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1月份银保监会《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银保监办发[2019]5号，以下简称5号文），对于城区农商行和县域农商行再次强调了应坚守区域经营政策，“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

农商行所在区域税收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区域资源禀赋静态的度量标准。我们将农商行设立区域认定为所在区域，如北京农商行所在区域认定为北京市，宁波鄞州区农商行所在区域认定为宁波市鄞州区。我们重点考虑区域资源禀赋的两个方面：区域内企业发展水平、区域内人民富裕程度。区域内企业实力越强、人民越富裕，则农商行存款来源越充足，贷款投向越安全，业务发展潜力越大。因此，我们用农商行所在区域2018年一般预算收入内税收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来度量静态的区域资源禀赋。

农商行所处区域静态资源禀赋分化，部分农商行位于直辖市、省会等城市，区域资源禀赋较好，有力支撑农商行发展，净利润与区域资源禀赋存在一定相关性。我们查找了115家农商行所在的114个区域相关数据，上述农商行所在区域主要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地级市，部分农商行所在区域为市辖区、县级市或县。2018年税收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285.0亿元，最低的是长春市九台区为5.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最高的是上海市，达到64183.0元，最低的是长春市九台区，为17243.4元。

农商行净利润规模与区域资源禀赋有一定相关性，但也存在部分不匹配现象，可能是由于农商行跨区经营、依赖同业市场等原因。2018年净利润最高的农商行是重庆农商行91.6亿元，最低的是山东莒县农商行0.2亿元，与之对应重庆市区域资源禀赋较好，莒县区域资源较为一般。也有部分农商行区域资源禀赋一般，但净利润规模较大，如九台农商行2018年净利润达到11.8亿元。篇幅所限，仅列示2018年净利润规模排名靠前的30家农商行，如图表3所示。

农商行所在区域动态发展趋势可以用GDP增速衡量。根据2019年下调评级的13家农商行评级报告，这些银行都存在区域经济增速放缓、区域风险暴露等问题，由此引发不良贷款增加、资产质量下降、拨备覆盖不足、资本充足率下降、盈利下滑等一系列后果。为此，我们用GDP增速来量化区域经济发展趋势，GDP增速较高的区域企业经营普遍较好，能更好地支撑农商行存贷款业务开展；而GDP增速较低或增速放缓的区域，企业经营情况可能弱化，引起农商行存款萎缩、贷款资产质量下降。

部分农商行所在区域2018年GDP增速较低，增速放缓。天津农商行、延边农商行、吉林九台农商行所在区域2018年GDP增速低于5%，吉林九台农商行、重庆农商行、浙江萧山农商行所在区域GDP增速分别放缓3.9、3.3、2.8pct，区域经济活力较低，区域内企业偿债能力可能降低，导致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长沙农商行、陕西秦农农商行、紫金农商行、成都农商行、武汉农商行所在区域2018年GDP增速高于8%，辽阳农商行、陕西秦农农商行、昆山农商行所在区域GDP增速增长，可能表明区域经济活力较强。

还应关注区域性互保风险等区域特定风险。2019年农商行评级下调报告中，山东郓城农商行、山东莒县农商行、烟台农商行、山西运城农商行评级报告中提到所在区域互保链、互保圈风险暴露，引发不良贷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并加大了逾期、不良处置难度，此类区域特异性风险也值得重点关注。

农商行定性分析框架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分析

对银行主体的信用分析传统上一般侧重经营、财务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评估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企业治理结构平衡，实际控制人无相关风险。而根据2019年农商行评级下调原因，部分农商行存在公司治理、内控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研究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情况。与我们2019年7月的报告《怎么看城商行信用资质》类似，我们从股权集中度、国资股东占比、是否上市公司角度来度量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

农商行股权结构多较为分散。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组建时大量股东由农信社原有股东转化而来，历史原因导致持股较为分散。监管规定也限制了农商行持股集中度，如根据2015年《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单个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股权集中度并非单向指标，高低各有利弊，应结合具体情况讨论。如股权较为分散，一方面可能存在控制权冲突，影响管理稳定性乃至于未来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如能构建有效的一致行动机制，并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中小股东占比较高有利于制衡大股东。如股权集中度较高，一方面有利于获得外部支持，得到大股东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大股东权力趋于集中，存在关联交易风险和股东干预经营的风险。

上市农商行股权集中度存在一定分化。篇幅所限，下图列示10家A股或港股上市银行2018年底股权集中度。其中，广州农商行、江阴银行股权相对较为分散，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分别为16.6%、21.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仅为3.7%和4.4%；青岛农商行、重庆农商行股权相对较为集中，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分别为36.4%、33.9%。

农商行的股东背景中民营成分较高，股权结构民营化曾受到监管鼓励。由于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原农信社存在较多的个人股东，农商行股权结构中民营股东比例较高；此前监管机构也曾鼓励农商行股东“多元化、民营化”，如2013年《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差异化监管的意见》（银监办发[2013]136号）中提到，“……加快构建多元化和民营化的股权结构”。

更新的监管文件则强调“涉农优先，实业为主”，鼓励农商行吸引优质企业入股。如2017年《关于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股东股权管理和公司治理有关事项的意见》中提到，“农村商业银行要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的中长期股权管理规划，按照涉农优先、实业为主的原则，积极吸收优质企业入股”。

我们将股东为地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地方国企或中央国企的统称为国资，将股东为民企的称为民营成分，将股东为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统称为外资成分，将股东难以判断实际控制人的、无法穿透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统称为其他成分，对农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成分进行统计。

部分上市农商行民营成分占比较高，国资成分占比较低，建议关注其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下图仍列示10家上市农商行前十大股东成分。其中，青岛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张家港行前十大股东国资成分占比较高，都在23%以上；江苏苏州农商行、江阴银行前十大股东国资成分占比较低，为0。国资股东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有助于农商行获取外部资源；同时国资股东往往具有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防范股东违规行为造成农商行资产流失等。国资成分持股比例较低时，应更加关注农商行获取外部支持能力和内部公司的治理结构。

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相对较全面，公司治理情况相对较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较全面、受监管政策更严格，公司治理一般要好于非上市公司，因此对农商行是否上市公司进行分析。115家农商行中有10家为上市公司，这10家上市公司中7家在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

省联社对农商行进行管理、指导，也起到支持和桥梁作用，使得省内农商行行为一致性较高，省联社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能直接影响当地的银行信用资质。省联社根据2003年国务院制定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成立，代表省政府对辖内农信社行使“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在行政管理方面对农商行有较大影响。具体执行层面，各省的管理操作差别比较大，市场化程度也不一，省内农商行行为一致性程度很高，省联社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能直接影响当地的银行信用资质。

省联社行政职能可能淡化，建议关注后续影响。2019年2月，人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并强化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淡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功能。省联社行政职能淡化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农商行独立性，一方面可能也会淡化统筹协调、化解区域风险的作用，建议关注后续影响。

异地扩张受政策限制

农商行的异地扩张有利有弊。一方面农商行经营受到区域资源禀赋限制，异地经营有利于扩大业务规模，获得增长空间。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始终强调农商行作为农村型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服务本地；且农商行的主要优势是深耕本区域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净息差，在脱离本区域地缘人缘优势的情况下，异地业务可能无法达到本地的盈利水平，并存在资产质量下滑的隐忧。因此，有必要度量农商行异地扩张情况。

监管机构对农商行异地扩张分类管理，城区型、县域型农商行异地扩张受到银保监会政策限制，大中城市农商行具有一定扩张空间。根据2014年《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机制建设监管指引》（银监办发[2014]287号），监管机构将农商行分为大中城市农商行、城区农商行和县域农商行三类[1]。2019年银保监会5号文明确限制农商行跨区经营，但针对对象是城区、县域农商行，大中城市农商行不受此限制。

监管机构未公布三类农商行名单，但根据《关于下发第三次农村商业银行标杆银行名单的通知》（银监农金函[2017]159号），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东莞农商行、厦门农商行四家为第三次大中城市标杆农商行。结合监管定义，按照此规则推断，大中城市农商行对区域行政级别的要求是地级市及以上，核心是“统一法人”，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成都农商行、深圳农商行、天津农商行、武汉农商行等可能也属于大中城市农商行，不受到5号文限制。

[1] 银监办发〔2014〕287号：“本指引所指县域农村商业银行是指在县（市、旗）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区农村商业银行是指在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一个或几个区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大中城市农村商业银行是指在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实行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

5号文对县域、城区农商行提出了15条监管指标，包括坚守主业、服务本地和支农支小要求等，如要求新增可贷资金用于当地比例不低于70%等。由于数据可得性，我们从异地贷款占比、异地分支机构开设网点数量两个角度侧面衡量农商行异地扩张情况。如果农商行属于县域或城区农商行，且存在异地扩张情况，可能会受到监管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中城市、城区、县域三类农商行的名单并未公开，我们无法确定列举的农商行是否受到监管限制；同时我们设置的异地贷款占比指标也不完全与监管指标相对应。

排名靠前的农商行中，多数贷款投向以本地区为主，但异地贷款占比有上升趋势。我们将农商行所在区域定义为本地区，根据2018年度财务报告中贷款、垫款科目注释，统计了农商行贷款投向地区分布。由于部分农商行年报未披露贷款投向区域数据，异地贷款占比仅列示2018年净利润前30的农商行中数据可得的13个银行，异地贷款边际变化仅列示数据可得的12个银行。绝大部分农商行异地贷款比例低于20%，仍以本地业务为主；常熟农商行异地贷款占比较大，但以江苏省内其他区域为主。边际上看，异地贷款占比有上升趋势，8个农商行异地贷款占比上升，3个占比不变，1个占比下降，其中紫金农商行上升幅度较大，昆山农商行有所下降。

从分支机构的分布来看，多数农商行业务分布以本区域内部为主，跨区经营的比例不高，但部分农商行跨区分支机构数量多，占比较大。从分支机构的分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农商行的跨区经营情况。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农商行中，宁波鄞州农商行、常熟银行、吉林九台农商行跨区分支机构数量较多，分别为109、52、50个，但基本为省内分支机构；北京农商行、天津农商行、长沙农商行等8家农商行无跨区分支机构。对于跨区分支机构数量多占比较大的银行，一方面其业务来源广，拓展前景大，另一方面也需关注其跨区经营风险。

本地经营的农商行可能享受到政策优势，如2019年5月起，人行对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准备金率。目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基准档次大体可分为三档：大型商业银行为13.5%、中小型商业银行为11.5%、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为8%。其中农信社等执行较低一档的存款准备金率，2019年5月前部分农商行执行与股份制银行相同的中间档存款准备金率，另一部分农商行则执行略低于中间档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定向调整后，约1000家农商行可受益于该优惠政策。

服务县域的农商行标准明确为：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由于我们研究的115家农商行样本为全部农商行中规模较大的部分，资产规模均大于100亿元。根据我们整理的异地分支机构情况，举例来说河南伊川农商行、浙江苍南农商行等农商行无异地分支机构，满足仅在本县级行政区经营的要求，准备金率可下调至8%。

同业依赖分析

部分农商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高，可能需要增加稳定负债；部分农商行同业依赖度较低。2019年一季度起对于全部银行，同业存单已经纳入同业负债1/3考核的指标。201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到，“适当增加同业负债占比考核弹性，促进金融机构多渠道补充资金，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据图表2中农商行面临的主要信用风险，也可发现，负债不稳定、依赖同业市场是部分农商行面临的重要风险。一方面监管限制同业负债占比，另一方面包商事件影响下，同业链条收紧，农商行尤其是中低等级农商行融资成本、融资难度显著提高，可能导致盈利能力下滑、负债不稳。

在此情况下，同业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存在一定压力。以下列示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农商行，其中厦门农商行、紫金农商行、江苏江南农商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比例相对较高；深圳农商行、杭州联合农商行、宁波鄞州农商行同业负债占比相对较低，同业依赖较低。

属于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农商行在同业市场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9年3月，央行公布了2019年49家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其中5家为农商行，即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广东顺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重庆农商行。一级交易商能够直接作为央行交易对手，有助于构建同业市场声誉、获取低廉成本资金，属于一级交易商的农商行安全性相对较高。

行业集中度与行业风险

区域集中度较高，导致农商行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较高，需警惕农商行集中投放贷款的行业，出现景气度下行。农商行经营受限于本区域，而一定区域内往往呈现产业集聚趋势，当本区域主导产业景气度下行时，可能导致农商行资产质量下行。根据2019年下调评级的农商行相关评级报告，贵州仁怀茅台农商行受到当地白酒行业风险暴露的影响、山东郓城农商行受当地行业信用风险暴露影响、山西平遥农商行受当地煤炭及铸造行业景气度下行影响等。

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农商行中，部分农商行2018年公司贷款行业投放集中度较高，建议关注相关行业景气度对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如上海农商行公司贷款中，房地产业占比达到36.3%，重庆农商行公司贷款中制造业占比达到27.9%，成都农商行公司贷款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达到26.7%等。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如行业景气度下行，可能导致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引发拨备计提、资本不足、盈利下滑等连锁反应。

农商行财务评价指标分析

与2019年7月报告《》中的分析思路相同，我们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对农商行信用资质进行分析，重点分析的指标及计算公式如下表所示。

考虑到农商行面临的主要信用风险是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引发的拨备覆盖不足，资产减值损失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进一步引起盈利下滑，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资本利润率等指标显得尤为重要。

资本充足性分析

受到银保监会等机构严格监管，商业银行经营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要求标准。资本金越充足，银行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的融通弹性越大，财务处理也更为灵活。对于银行资本充足性，我们主要关注隐含资本结构及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对银行资本储备的负面冲击。

与《》中列举的15家城商行相比，农商行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其中南海农商行、顺德农商行2018年资本充足率超16%。江苏江南农商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4%，接近2012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8.5%警戒线，后续或面临一定资本补充压力，约束其信贷投放。

资产质量分析

优质资产是商业银行未来持续保持盈利的主要动力，而资产组合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类别和性质的风险，实现风险控制和获得收益的平衡是对资产优质与否的重要考量。我们主要关注的量化指标有：总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大客户贷款比率指标。

北京农商行2018年不良贷款率仅为0.4%，远低于其余各行。武汉农商行2018年不良贷款率为3.6%，较去年上升1.4pct，主要原因是部分贷款客户经营不佳、公司应监管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入不良贷款。各行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基本呈负相关关系，北京农商行2018年高达1069%，而武汉农商行仅为170.6%。客户集中度方面，2018年青岛农商行、成都农商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分别达53%、46.2%，不利于分散风险。

负债分析

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借入资金开展资产业务，稳定的负债来源有助于银行业务稳定拓展，降低资本成本，使得银行保持较好盈利水平。我们主要关注银行负债结构、存款结构、负债和存款期限结构等，在此我们选择吸收存款占总负债比例、存款结构（个人存款占比）、同业负债规模3个量化指标。

农商行吸收存款占比普遍较高，以客户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除江苏江南农商行、东莞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外，其余各行2018年吸收存款比例均在70%以上。与城商行相比，农商行吸收存款中个人存款占比普遍较高，多数超50%；其中，重庆、南海、顺德农商行个人存款占比分别为73.8%、62.9%、62.5%。同业负债方面，2018年重庆同业负债规模达2048亿元，同业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比为23.3%，总体来看同业融入程度一般；相反，江苏江南农商行同业负债规模仅为1224亿元，但因该行体量较小，同业负债占比达34.5%，对同业依赖程度较其余各行更高。

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衡量商业银行持久经营、创造价值、增加资本储备，以及提高农商行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主要关注银行盈利能力及其长期持续性，一般可以认为，银行利息净收入在利润总额中占比越高、盈利的稳定性越好，投资收益比例越高，盈利能力可能会更强、但是其稳定性可能相对较弱。我们具体关注利息净收入占比、资本利润率、净息差、利润增长率4个指标。

各行利息净收入占比分化，常熟银行、杭州联合农商行、天津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利息净收入占比超200%，江苏江南农商行仅为44.3%。江苏江南农商行2018年年报显示营业收入中利息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占比分别为16.1%、66.2%，该行以投资收益为主要盈利来源，故利息净收入占比较低；在当前监管要求农商行回归存贷款业务的环境下，可适当关注该行投资资产规模及质量对盈利的影响。除天津和深圳农商行外，其余农商行资本利润率均在10%-15%左右。2018年武汉、重庆农商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7.4%、1.6%。前者因营业网点扩张、贷款规模增长及信贷资产质量下滑导致营业成本上涨13.1%；后者加大贷款拨备计提力度导致信贷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上涨67%。

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分析

我们主要关注商业银行是否可以有效匹配其流动性和债务情况，既保持资产总体盈利水平，又可以较低风险应对短期到期的债务。我们主要关注流动性比率、备付金比率、存贷比3个指标。

15家农商行的流动性比率均远高于监管要求的25%下限，多数农商行的流动性比率超过50%，其中东莞农商行受益于高流动性资产占比较高，2018年流动性比率达到90.3%。15家农商行的备付金比率基本保持在13.5%-16.5%的区间范围内，广州农商行、南海农商行的备付金比率较高，分别为18.7%、18.3%。杭州联合农商行和常熟银行存贷比均超80%；而北京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存贷比不足六成，分别为52.7%、52.6%。

总体来看，净利润排名前15的农商行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不良率普遍较低；吸收存款在负债中占比多数超70%，对同业业务的依赖度较低。多数农商行资本利润率在10%-15%左右，受业务扩张、信贷资产质量下滑影响，武汉农商行2018年利润总额同比下滑7.6%。各农商行流动性比率均远高于监管要求的25%下限。

小结

在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将区域资源禀赋分析、定性分析引入农商行信用资质分析体系中，构建了区域资源禀赋、定性分析、财务分析三维信用分析框架。我们通过农商行所在区域税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增速等指标，分析其区域资源禀赋；通过农商行股权集中度、股东背景中国资成分持股比例、是否上市公司等指标，来定性分析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通过异地贷款规模、占比，和异地分支机构数量，判断其异地扩张情况；通过同业资产规模和占比，来研究其同业依赖度和同业扩张情况。通过公司贷款行业投向，判断其行业集中度风险。除此之外，通过18个财务指标，我们从资本充足性、资产安全性、负债情况、盈利能力及持续性、流动性情况五个方面对农商行经营、财务情况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区域分析是农商行信用分析的重点，股权结构和同业市场依赖度也值得关注。农商行多在本地具有地缘人缘优势，同时异地扩张也受到监管限制，异地扩张总体较少，经营发展前景和信用风险与所在区域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区域资源禀赋分析是农商行信用资质分析的重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外部支持重要性增加，农商行股权结构值得关注，国资占比较大的农商行有助于得到更强的外部支持。同业市场收缩情况下，同业负债稳定性下降，同业依赖度大的农商行需要增加稳定负债。

风险提示

数据口径不一致。区域资源禀赋分析中，将农商行设立区域认定为所在区域，判断过程具有主观性，可能与其他判断标准不一致。成都农商行未披露2018年报，在比较2018年净利润等相关数据时用2017年报代替，文中已备注。异地贷款根据银行年报披露的相关数据，不同银行的披露口径可能有区别。农商行分支机构数据通过导出2019年8月14日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进行统计，是否跨区根据分支机构所在区域与我们认定的农商行所在区域进行对比判断。我们的分析主要基于2018年年报，时点为2018年末，当前情况可能与分析时点已经有一定区别。

分析方法差异。在认定农商行股东背景的过程中，主要按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属性进行判断，判断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部分股东为境外主体，通过详细查找，可以归类为境内国企、民企的境外公司，则将属性归类为国企或民企；部分境外主体信息披露较少，统一归类为外资企业。本文中其他成分股东，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企业工会，无法判断最终受益人。

样本代表性问题。本文对农商行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2018年净利润排名前30的农商行，可能无法代表全部农商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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