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第二天一早涂鸦就被刷洗干净了，但至少证明一点：在武汉，涂鸦的地上和地下正同时存在。

01|平民艺术

武汉有条棋盘街，在武昌最核心的老城区，南面不远就是黄鹤楼，北面连着著名文艺景点昙华林。它自己也很出名，因为涂鸦。

隔壁湖北美院的学生借地利之便，把整条街的墙涂得满满当当，一届过一届，一层盖一层，名声大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writer（指涂鸦者）到了武汉，都少不得来棋盘街看看。

这里一度出现过一块告示，“市政府指定涂鸦场地”。圈内曾流传这块牌子真是政府的人给立的，理由是这条街的涂鸦太多，全刷白的成本实在太高。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北京的涂鸦艺术家开的一个玩笑。

JER是在棋盘街喷上第一罐漆的人，当时就在湖美读书，而且不出意外，也是全湖北第一个正经玩起涂鸦的writer。

启蒙JER的是一本叫《通俗音乐》的杂志，中国摇滚第一刊，前两三年停刊了。上高中时他每期都买，就在校门口的杂志摊上，每期还会送张CD，他就拿光驱听。

杂志有一期讲了HIP HOP，配的图是涂鸦，JER看了有点心痒，去五金店买了几瓶工业喷漆，颜色不多，在青山49中背后的围墙上就开始了第一次创作。过程异常顺利，没人来制止，只有几个打流的来擂肥（打劫），看他没钱就放过了他。

和第一幅piece（完整的一幅涂鸦）的合影现在还是JER朋友圈的封面。大写的字母J和Z交叠在一起，J代表他，Z代表另一个最早一起玩涂鸦的姓张的哥们EAGLE，左上角和右下角分别签了两个人的tag（画名），穿着黑色宽大T恤的JER侧身站在一旁，眼睛被太阳照的睁不开。

▲JER和他的第一幅涂鸦作品

后来同班同学JEFFGAO加入了两人的队伍，三名高中生组成了武汉最早的涂鸦团队JEJ，以青山为据点，手拿喷漆四处垦荒。那时是2002年，武汉第一次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的称号，距离它真正拿到全国文明城市还有13年。

两年后，距离青山49中三、四公里开外的武钢五中，一位初三学生跟着跳街舞的哥们玩起了涂鸦。RAY是他的tag，一个日后在世界涂鸦圈都排得上名的名字。

RAY开辟的第一个据点在母校武钢五中和武钢五小旁边，每晚10点多放学，11点、12点开始他就在街上画。有人路过了来问，你这么晚了画这个干嘛，RAY就直接回人家，“这面墙是灰色的，我想好看一点”。

画得久了，居民渐渐习惯了有个爱在墙上涂鸦的孩子，RAY大白天去画的时候他们还会嘘寒问暖，问他怎么画画都不吃饭。有时RAY也喜欢伪装成拍照的路人，观察人们对涂鸦的反应，“基本上只要看到有人在看，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我都觉得很爽。至少这表达了我在这个街道存在，我跟这个街道互相有反应，我在这里不是一个nobody。”

上了高中以后，RAY已经成了那一带的名人，在红钢城有了自己的三个据点，在街上画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那是五中十班的班长。他还发展了一些涂鸦新人，其中也有省重点武钢三中的学生，放了学在街上，见一个地方就画，“每天街上都热闹得不得了”。

教导主任也晓得RAY的事迹，等到高三的时候，他带着父亲去学校办退学，教导主任相当支持，“他说我在这里混时间真的很浪费我的才华，还不如去找自己的梦想。”

武汉涂鸦最早的两个名人都从青山走出来，这并不是巧合。在JER的记忆中，当时在青山玩HIPHOP的人本来就不少，尤其是跳街舞的，一块硬纸板往地上一放，就能在街上跳起来。

作为武汉的老工业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就在青山，养活了武汉数十万人。从1992年开始，武钢就一直以每年5～30%的幅度减员，当时号称“7万人将走向市场，不吃钢铁饭”，不少工人在90年代的那波国企改制下岗潮中失了业。

小时候RAY特别讨厌青山，“治安也乱，环境也不好，街道也破，对青山一点好印象都没有。”校园暴力、社区犯罪、帮派斗争、灰产交易，当时的青山与HIPHOP文化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的布朗克斯街头有着某种相似性。

“当时那些黑人比较穷嘛，就想尽办法自娱自乐一下，青山也是。工人多，大家都没什么钱，这种文化就发展得比较好，相当于是一个平民的艺术。”JER说。

02|街头的王

考上湖北美院以后，JER把青山的涂鸦带到了学校旁边的棋盘街，原本JEJ的队伍换了血，扩大成了五人小队，后来又改名为VENUS crew，变成湖美的涂鸦社固定下来。

在校的五年时间，接近两米高的一整片平房的围墙，这群大学生把能画的地方都喷上了漆。他们的货源在学校不远处的宜家装饰广场，专业涂鸦喷漆普及开之前，商场里一个卖工业喷漆的老板给他们供了五年货。

头两年，棋盘街的居民蛮反感这群涂鸦小子，不明白他们在涂些什么，不过也没功夫刷掉他们的画，因为要花额外的钱。JER晓得武汉人的脾性，凶归凶，也不至于真的报警，“巷子里的那种老武汉，最多跟你打一下嘴巴仗。”

当然更要紧的是，那时门前三包在武汉也只是走个形式，附近包括湖美在内的几所学校支撑着整条街的经济，学生们的艺术创作除了气味有点大，倒也不真正影响到居民的生活。

好歹是美院出来的孩子，居民们渐渐也觉着这些画挺好看，不至于达到妨碍市容市貌要报警的程度，有时还会主动邀请JEJ去画他们家的墙。RAY曾遇到过一个住棋盘街的老太太，每次都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有人在涂鸦前烧纸钱，她都会上前喝止，担心把画给熏黑了。

▲棋盘街的涂鸦

棋盘街之外，从武昌江滩到汉口南京路，再到汉阳古琴台，这群涂鸦青年的tag以“炸街”的形式遍布武汉。不过“炸街”总是在晚上进行，理由很简单，白天有城管。涂鸦者们早已习惯了画作在不久后被区委会的人或者城管刷掉，但反叛也是他们快感的来源之一。

不过总体而言，21世纪前十年的涂鸦者们仍享受着最自由的武汉。市容管理条例在实践过程中的宽松为武汉人的包容创造了条件，在不侵犯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情况下，这些好看的涂鸦图案与其他城市景观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多数涂鸦者而言，涂鸦的初衷也只是觉得很酷，为了爽一爽，所表达的内容大多也并不涉及严肃议题的讨论。他们表现出的叛逆更多是形式上的冲撞，挑战规矩的程度是捣蛋鬼，而不是起义者。

涂鸦被视作破坏或艺术，本质上是在讨论城市管理的共性和个人表达的个性该如何权衡。公共空间是完全属于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普通人，涂鸦者最有效的参与讨论的方式不在于直接表达观点，而是把这个争论显眼地喷涂在街道上。

在武汉，涂鸦者的反抗是夺回，而不是远离。在当时那批青年的身上，你特别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城市的主人”。

那时RAY有个绰号，叫“湖北省长”，他有个长沙的玩涂鸦的朋友叫“湖南省长”，两人最常搞的娱乐活动就是拉着一小拖车的喷漆，翻墙爬烟囱爬广告牌，四处留作，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破晓，直到最后一瓶漆用完再回家。

“街头得不得了，我去到他的城市，会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王，他来我的城市也会有这种感受，特别爽。”

03|暧昧关系

2015年，国际最大的涂鸦赛事Meeting of Style（以下简称MOS）在武汉举办。组织者是GAN，一个2008年开始玩涂鸦的黄陂男生。

这场比赛拿到了武汉蔡甸区的一大片废弃厂房作为场地，政府协调给工厂通电，还安排了警察来做安保工作。当时一些外地和外国的涂鸦者看到这个阵仗都有点吓到了，以为这些警察是来制止他们的。

长期以来，涂鸦者的行为都游走在触犯规则的边界，城管、警察代表着他们的对立面，时刻有可能依照各种各样的条例把他们当成寻衅滋事者带走。相对宽松的环境只意味着容忍，而不是允许，习惯作品被刷掉是每个writer必须经历的过程。

而且这样的场景放在当时的武汉来说，也确实有够难以置信。那年，MOS在4月末举办，武汉3月才拿到国家卫生城市称号，这还是创卫25年辛辛苦苦得来的。

每个身处中国的涂鸦者都知道，但凡遇着什么大活动大庆典，城市显眼的大街小巷都会被刷白一遍。偏偏那几年的武汉，各种“创卫”活动弄得风生水起。

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得强调一回的“四城同创”（四城指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文明城市），到2011年提出三年投资共260亿进行“城管革命”，实施“洁面冲凉”工程整顿市容，再到2012年重启“门前三包”责任制，那时，武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顿这个全国都有名的“最大县城”。

这个机会是GAN在频繁的文创路演中偶然得到的。2014年，GAN开了自己的涂鸦商店27KM，卖潮牌、死飞和专业涂鸦喷漆，武汉第一家。当时为了给自己的店铺引流，GAN策划过不少涂鸦活动，很快他就被拉进各种文创协会，“那是风口，所有人都想搞文创。”

接了四五次项目，GAN遇到了一个能对接到政府资源的合作方。当时介绍来的那位专管文化的领导对涂鸦没什么概念，但对MOS很感兴趣，立刻就同意批给他一片厂房，承办这场国际赛事。

这次以后，GAN与政府的合作可谓顺风顺水。来年，他又报上去一个在公交车上涂鸦的项目，找团市委的领导帮他协调，正好那时快赶上世界无车日，公交集团立刻敲定了这个方案，当天就开着车去高铁站接GAN来商谈细节。

40位writer，6辆公交车，只有一辆车上GAN写了绿色出行相关的几个大字，其他都任凭自由发挥，“这对于圈内来说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事情，也是一个魔幻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城市的交通工具上去做这样的活动，而且是政府属性的、公益目的。我们只画自己的想法，没有被要求画些很和谐的内容。”

活动被长江日报和本地电视台都报道了，来找GAN办活动的政府单位越来越多，他本人还加入了武汉市青年联合会，后来给自己的定位也变成了涂鸦文化的推广者。一切听起来都显得过于顺从和官方，甚至有点招安的味道，从而一点也不像个反叛的writer会干的事了。

确实有很多涂鸦人看不上GAN做的事，尤其是年轻气盛、仍迷恋炸街的bomber。我也问过GAN他担不担心在向大众推广的过程中，涂鸦渐渐变味了。

他非常坚定，“很多东西你不做出改变的话，也会消失。一些东西只适合曾经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跟现在市场和现在人的生活做结合，它会被淘汰掉。按照自然规律讲，你需要发展，需要改变，你才能进化，才能生存。”

这未尝不是一种让涂鸦在城市里留下来的巧妙的方式。涂鸦文化为官方提供更年轻化的城市形象宣传方式，与政府合作又能为writer们争取一定的安全的创作空间，双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RAY将那两三年形容为涂鸦与武汉这座城市的暧昧期。2017年他还应江岸区旅游局的邀请去给中山大道开街，创作了一副汉口与江豚结合的主题涂鸦作品。

“政府也不想公开说你们年轻人都来涂鸦”，武汉市容管理条例中也明确写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电线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设施上涂写、刻画，但隐隐可以感觉到，涂鸦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件可以拿到明面上来说的事。

官方的靠近似乎也没要求涂鸦人做出太多的改变。该打游击的bomber还是在和城管玩猫捉老鼠，涂了刷、刷了涂，来回间倒也没听闻武汉有谁因为涂鸦进了局子或被厉声喝止。

一年夏天，RAY的队友求婚，仪式就光明正大办在武昌江滩边上。一群玩涂鸦的年轻人在江边搭好帐篷，边涂鸦边放音乐，钓了鱼就烤了吃，轮渡靠岸的时候，RAY就看到二楼甲板上的外地游客和外国人纷纷露出羡慕的眼光，“蛮自豪的，我在这个城市，可以在内环江边，一个得天独厚的市中心，做这样一些事！”

或许那是武汉涂鸦人最chill的一段日子。

04|不可抗力

去年，湖美的涂鸦社团自行解散了，或者用RINDO的话来讲，“是学校逼得我们自愿解散。”

RINDO是VENUS涂鸦社最后一届的核心成员，今年大四。在涂鸦社名为《湖美VENUS涂鸦社已死》的解散公告里，她写道：“我们想做什么，去别的更自由的地方去做就是了。”

藏龙岛一度是湖美涂鸦爱好者的自由天地。这个校区位于江夏区，离市区相当远，去汉口一趟打车就要上百，因此校园是学生们玩涂鸦最集中的地方。

从2012年莫扎克、卡罗基那一届学生开始，学校的白墙开始渐渐被喷漆填满。宿舍楼、教学楼、食堂，就像当年JER画棋盘街一样，藏龙岛校区里能画的墙也都给涂鸦社的人画遍了。涂鸦社也是新进校的学生最向往的社团之一，学校每年总共就招一千多人，能有近200个人都来报名。

学校对于涂鸦者的态度一度也非常宽容，甚至还在壁画系开过三年的涂鸦课，专门请了RAY来做讲师。

但去年开始，湖美对于藏龙岛校区内的涂鸦管理日益严格。以往不怎么管学生涂鸦的保安，开始经常骑个小电驴，在校区内四处巡逻，看到拿着喷漆的就会问他们有没有向学校申请报批，要联系他们的辅导员，甚至没收喷漆，涂鸦社最后一届社长PANDA因此还和保安起过肢体冲突。

学生暗地里管他们叫“灰皮狗”，因为保安的统一制服是灰色的。“也不能把怨气迁移到保安身上去，因为他只是一个工具人。你不能怪工具，怪就应该怪使锤子那个人。”涂鸦社大三的社员RICH说。

但他还是适度反抗了一下。宿舍楼翻新以后，原来外墙的涂鸦也全被盖上了，还贴了块“禁止涂鸦 禁止张贴”的告示牌。RICH就在那块蓝色的牌子下，用白漆喷了一个“好的”。

RINDO推测，可能是因为湖美的百年校庆要到了。如同武汉的“创卫”，学校周期性严查涂鸦也往往伴随大型庆典或检查而来。

解散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学校社团联合会。涂鸦社本身就组织松散，推崇自由、不受约束，但隶属于社联的管理，PANDA和RINDO每次办活动都要找他们盖一堆章签一堆字，再送去学校报批，批完了之后还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报销。加上现在学校里能坚持玩涂鸦的新人越来越少，VENUS涂鸦社早已没有了坚持办下去的理由。

伴随管理的宽松期而生，又因突如其来的严格管束陷入困境，某种意义上，湖美涂鸦社的发展历程就是浓缩版的武汉涂鸦史。也是从去年开始，涂鸦者们明显感觉到武汉整体的涂鸦创作空间正在被压缩。

重要的转折点是军运会，当时棋盘街、古琴台、武昌江滩这些老的涂鸦聚集地都破天荒地被刷了个干净。后续有writer再想去画，覆盖又涂鸦到第三次的时候，直接有人出面制止了他们，这是以往武汉涂鸦人所没有经历过的。RAY觉得，能明显感觉到上头的态度变了。

HIPHOP文化四大元素中，唯有涂鸦因其载体的特殊性，与城市公共空间直接发生联系。涂鸦能否存在、发育、壮大，特别受制于城市管理的力度。

“如果说街舞是领了证的，说唱可以做小妾，那涂鸦真的就是不能被公开的第三者了。”在RAY看来，涂鸦会永远处于两极，要么是一个纯商业、纯顺从的优良品种，要么是一个非常抵抗、压抑、不合作的状态。

我和JER也聊到了棋盘街的逝去，聊到VENUS涂鸦社的解散，作为开荒者，他反倒表现得相当释怀。上大学时，JER也一度疯狂迷恋涂鸦的个人英雄主义，觉得炸街以后会很有成就感，感觉整个城市都属于自己的。

“但当你回到现实，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那些只是一时爽，还浪费喷漆。很多人认为的涂鸦的精神，只存在于上世纪80年代那10年，从那以后，那些暴力的非法的东西已经慢慢在消失了。”

最初涂鸦作为宣传个人的手段出现，writer们用allcity、“炸”火车、“炸”飞机等方式，向城市里的人们宣告自己的存在。而在互联网时代，JER觉得能为个人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手段已经出现，年轻人有了更多便利的选择。“你现在可以去当个网红，也可以宣传自己，流量比涂鸦大得多，而且还合法。”

18年间，JER不仅习惯了作品被抹去，也习惯了城市发展的不可抗力。涂鸦并没有让一条街道、一座城市真正属于过他，属于老城区的棋盘街迟早要拆迁，改建新楼盘，军运会的到来只是让这个结局来得更早了些。

“都成为渣土了。”

05|年轻人们

RINDO跟我说，VENUS解散还有一个隐性原因。

一度代表湖美涂鸦社的莫扎克和卡罗基，延续的仍是前辈的old school涂鸦风格，创作主题主要是字体。RINDO一开始她也受他们的影响写些old school字体，“很好看，写好了很爽，但渐渐我觉得这不够去表达我感受到的那些东西了。我开始变成我自己了。”

解散社团，是不满足于模仿、继承的一种宣誓，也代表着新一代涂鸦创作者更个人化的转向。从风格上来说，PANDA和RINDO现在更多在画具象的公仔和人物，以及一些更靠近个人内心表达的主题。

▲RINDO的涂鸦作品

“每一代人生长的时间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他们创作的主题也会不一样。2010年代爆发了很多很棒的文化，那是在前十年那种比较混乱的氛围中滋生的。生命之饼那样的朋克音乐时代，RAY、GAN的old school涂鸦时代，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棒，我也很喜欢，但是需要新东西了。”RINDO说。

不像当初的RAY和GAN，把城市当作涂鸦和活动的一大重要命题，并对自身与武汉的联系有着明确的感知，RINDO这样的新一代涂鸦者不再想与某一个特定的元素捆绑。他们自身的创作也已经与城市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更倾向于向内寻找表达的欲望。

项飙在《十三邀》里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国人）他对周边世界是没有一种沉浸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技术帮助人们更便利地生活，也在逐步消灭附近，一切似乎都显而易见到没必要讨论，除了自己的内心。追溯自我，是年轻人们找到的新主题。

失去与城市的密切关联的同时，RINDO这一批涂鸦新生代接手的武汉也正变得规矩而无趣。他们所成长的2010年代，正好比武汉的涂鸦兴盛期晚了一个十年，到了他们创作欲最旺盛的2020年代，新一代面临着灵感无所汲取的窘境。

她现在更向往别的城市的艺术市场氛围，“武汉其实挺封闭的，看来看去都觉得是那些人在画。它还需要更多改变和交流，需要成长。武汉是我和朋友们的家，我希望它能一直是可变化的和充满希望的 。”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如今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表武汉。GAN给我的答案是武汉的早餐，但最终他在涂鸦活动中运用最多的元素还是樱花。

▲RAY在这次樱花主题涂鸦活动中的创作

他自己对樱花无感，但又不得不承认继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之后，樱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市标签。他在广州的舅妈每年3月都会坐高铁来武汉看樱花，外地人的热情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可能每个人角度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去理解这个城市。在我心中我觉得樱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外地人的眼里，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代表了武汉。”

GAN也试图把这个莫名流行起来的元素重新改造，变得更年轻更潮。去年年初，GAN举办了一届桥头樱花节，想办法在赏樱过程中融入涂鸦、DJ、墙面投影这些更潮流的东西，让这个节日变得不那么“老阿姨”，可最后“连我妈都去了，太狠了”。

我也把这个困惑告诉了RINDO，在武汉最新的文化中，除了樱花究竟还能有什么新的代表物。她说：“你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武汉人能接受的，我觉得反而就是酷的、潮流的，好看的。大多数武汉人也许更信吃得好、穿得好，还要潮，我觉得这是真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