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男神：青年胡适的性情究竟什么样？

《胡适留学日记》之《归娶记》 图片来源：济南日报

20世纪初，胡适是当时新青年心中的“新文化偶像”，代表着一种新思潮。

1917年，年方26岁的胡适，掀起文学革命，领军新文化运动，一出场就倾倒众生，并非偶然。本名胡嗣穈的胡适4岁丧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时就不同凡响，对古典文学颇有兴趣。15岁那年，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他影响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适，字适之。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思想断层、学人断代的转折点，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胡适留美归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怀着做国人导师的奇志，归国后第一次演讲，就引用荷马诗句向老派学人领袖章太炎叫板：“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其实无论中学还是西学，胡适都不能算顶尖，但他能把中西融会贯通，就像他儒雅的外表，完美结合了古典书生和欧美绅士范儿。

1914年，辛亥革命元老任鸿隽为胡适拍的照片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扮演胡适的是香港英俊小生吴彦祖。这次选角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质疑一个偶像派演员无法演绎学术大师的气质，更有人质疑，胡适有“那么帅”吗？其实，在当时社会，胡适确实是个“超男”，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唐德刚甚至说，“看胡适”是宗“娱乐项目”，“与‘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章士钊曾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吴彦祖饰演的胡适（左）与胡适本人对比照

与陈独秀的相知与分手

胡适和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是“五四”的两大精神领袖，他们联手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后来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标志事件。

胡、陈的神交自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开始。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而胡适在大洋彼岸酝酿着白话文运动。两人虽未谋面，一看到对方的文章便互相折服。在陈独秀的热烈要求下，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提出“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陈虽同生于安徽，性情却截然不同，一个快意恩仇，一个温润如玉。审慎的胡适想着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陈独秀急了，紧接着下一期《新青年》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陈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声援”，“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将改良助燃为革命。

提出惊世骇俗言论的胡适却没有成为全国学究之敌。他初次回国返乡时，穿的是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这小小的细节一举通杀遗老和新秀。1921年，胡适在日记上写到：“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实情是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对伴娘曹诚英一见钟情，试图离婚再娶，小脚夫人江冬秀抡起菜刀来拼命，胆小怕事的胡适这才作罢。

1936年，胡适送给杜威女儿(Mrs.Evelyn Dewey Smith)的胡适夫妇照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1917年9月，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力推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北大荟萃了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而胡适与陈独秀是最耀眼的领袖。胡与陈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又经常谈不拢，各持己见，吵起来是常事。有趣的是，他俩吵架，总是脾气不好的陈独秀先让步，低声细语，而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却常对陈高声大喝，还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20世纪20年代，胡适（右）与陈独秀合影。这两个安徽老乡，在思想深处有本质的共同性 ：引进西洋民主与科学，尽管后来政见不同，但都维护对方精神独立的底线

对于胡适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再造文明的尝试，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革命，要唤起文化的觉醒，这才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也是陈独秀等人的早期设想，《青年杂志》创刊号明确写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致力于把《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也开始写政治文章。胡适与陈、李的分歧就此开始。

胡适虽然对陈独秀不满，但他多次为陈挺身而出。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份传单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事发之前，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适回家，而陈独秀却跑到商场楼顶扔传单。胡适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疏通。同时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想保陈独秀出狱养病。黑白两道努力，终于把陈独秀救了出来。

陈独秀入狱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关键转折点。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胡适虽然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

推崇苏俄 一度激进

胡适留学美国，深受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贵的进化”。但年轻的胡适何尝没有激进的一面？他虽温和，但并不懦弱。《每周评论》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认为胡适凶多吉少，陈独秀已经被抓了，这次要轮到他。可胡适偏不肯躲避，最后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学生硬把他拽到外国客栈住了几夜。

1921年5月，胡适为纪念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写了一首“炸弹诗”：“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样充满豪情的“打油诗”很难想像出自温文尔雅的胡适之。10月，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反对学生罢课也是胡适颇受批评之处，其实胡适是被断章取义了，他完整的意思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安心干革命。从这点上看，他甚至比别人都要激进。

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当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新的兴奋”。胡适也不是突然转变。由美向俄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动向。1919年凡尔赛和约上美国对中国的背叛，摧毁了美国在中国的美好印象。以前吹捧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称其为“威大炮”。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加拉罕宣言》，却立即引起中国人好感。1923年，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当今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居第二，但仅得51票。

1927年2月26日，胡适送给华美协进社的照片，上有胡适的亲笔题字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在莫斯科期间，胡适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深为革命事迹所感动。他还对苏联的新教育饶有兴趣，结果因学校暑假未能实地观摩，深为遗憾。他专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良久。胡适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1939年11月7日，苏联驻美大使馆举办十月革命22周年庆典，华盛顿官员集体回避了典礼，而胡适（右一）与中国前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挽着胳膊前来参加

胡适对苏俄态度的转变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共产党人对这位自由派知识领袖怀有殷切期待。蔡和森挽留胡久住苏联进行考察。

重视感情与自由

胡适始终没有与陈独秀成为同一阵营，但他也从未与陈独秀做仇敌，而是保持了终身的深厚友谊。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清党。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捕后亲笔写了求援信给胡适，落款“陈友生”，即陈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适马上托关系求人，没想到，胡适这一动作反而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党头目的儿子，竟将他立即残杀。

同年，李大钊惨遭杀害，胡适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将共产党创始者的名字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无视白色恐怖的威胁。1933年，胡适带头捐款，给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20世纪30年代，胡适（右二）与友人们合影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胡适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蒋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判刑8年囚于南京。陈服刑期间，胡适接济陈的生活开销，还按陈的要求采买书籍送去。有一次，胡适路过南京，行程紧急没去探监，倔脾气的陈独秀撂狠话要与胡适绝交。胡适后来赶去道歉安抚，又按陈提出的书目送书。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胡适惦念陈独秀安全，向汪精卫求情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1942年，陈独秀去世。他晚年的遗稿由胡适整理编辑。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读到这些，百感交集。这对老朋友一生曾珠联璧合，曾争执交锋，最终，他们的灵魂又走到了一起，尽管已阴阳永隔。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改良主义适用于“治世”，搬到民国“乱世”难免显得书生气十足。温润的胡适生不逢时，生前未能将他的主张广泛贯彻到社会生活中。有人认为，胡适放在今天，或许会对中国思想的现代化提供帮助，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能饱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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