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环境——专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

要在一孩上下更多功夫，保一争二，把生育潜能真正释放出来。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生两个孩子的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有明显提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编辑顾佳贇

2月6日，郑州，地铁3号线在每列列车设置一节“女士优先车厢”，内部还设有母婴专座，并在醒目位置张贴标识

近年来，我国先后三次适时进行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分别在2013年、2015年和2021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全面三孩”政策。

调整生育政策的效果如何？“全面三孩”近一年时间，各地生育友好政策的路径是否科学有效，还有哪些需要完善之处？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

陆杰华

重点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近些年生育政策逐渐放开，释放怎样的信号？如何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陆杰华：政策放开实际上是一种信号，说明我们在加快优化生育政策的步伐。过去我们都说人口多、底子薄，一直强调要控制人口总量，但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步加快、人口红利下行的情况下，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人是创造者和消费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很有必要。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鉴于形成当下超低生育水平的最重要动因由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因此，鼓励生育也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长计议、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国外诸多生育政策干预的实践经验也表明，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要想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度生育水平，不仅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同时还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政策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近一年时间各地的生育友好政策，各地生育鼓励和支持的方向、思路是否合理？

陆杰华：鼓励生育要尊重人口出生规律，现在部分城市和地方的政策可能存在错位。很多地方过于看重生育三孩，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的是三孩，但较少关注一孩、二孩。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二孩的生育比例有所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下降。如果把生育比做金字塔，一孩才是金字塔的底部，没有基础，三孩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在生育过程中鼓励适龄青年生一孩是基础。因此，要在一孩上下更多功夫，保一争二，把生育潜能真正释放出来。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生两个孩子的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有明显提升。因此，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奖励重点应该放在一孩、二孩。

从地方和城市来说，鼓励生育的效果可能15年、20年后才能显现，和发展经济相比，发展人口的效果并不能立竿见影。因此，要制定激励机制，甚至是考核机制，推动将生育政策落到实处。

厘清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从时间支持的措施看，地方政府均制定完善了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对中国父母来说，到底多长时间育儿假合适？北欧部分国家育儿假已经达到420天以上，我们可否效仿？

陆杰华：怎样在假期制度上去调节，能让鼓励生育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中国和北欧国家情况不同。产假、育儿假、陪产假都是通过立法来适当延长，延长后基本都是用人单位买单，这就意味着产假不是越长越好，太长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对育龄妇女在初次就业质量、晋升和薪酬层面会带来新的挑战。各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有长有短，但总的趋势是适当延长。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出台的假期制度，更多是鼓励性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员工不敢休、企业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要想真正将政策落实到位，下一步该如何完善育儿假期制度？

陆杰华：怎么去平衡用人单位的成本更重要，不能把所有成本都让用人单位承担，这样看就不是生育友好社会了。国家要承担一部分，给予用人单位多种多样的支持，比如税收、信贷，五险一金缓交等，根据用人单位类型不同给予更具针对性、更灵活的支持措施。

《瞭望东方周刊》：从服务支持的举措看，自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起已3年时间，全国层面看，托育服务发展如今成现状怎么样？还存在哪些难题待解？

陆杰华：应该明确和厘清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部门及其责任。目前，托育工作由卫健系统主抓，教育部门动作也有，但不多。因此，首先要弄清主责，其次要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政府要把托育服务纳入民生服务范畴，不能全交给社会力量去做。比如，目前北京“疏整促”专项行动腾退出不少闲置空间，可否考虑拿出部分空间优先做托育，解决一线城市生娃养娃的焦虑。

整个托育服务的规划要和现实相匹配，才能推动生育潜能的有效释放。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也是重要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要素。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财政投入相对还比较低。就像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一样，要定一个目标，把托育服务看得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等重要，就一定能取得明显成果。

上海杨浦区一商场内的母婴卫生间

发挥制度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还应探索哪些支持举措？

陆杰华：总结国外经验可以看出，一些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制度上有相应的配置，比如建立全国性的机构。

比如，立法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德国有《联邦父母津贴和父母养育假法》，韩国有《婴幼儿保育法》和《儿童福利法》，都是保护生育孩子的家庭权利的专门法规。2007年，韩国推出《家庭友好社会环境建设促进法》，要求相关机构和组织相互合作，共同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社区环境和社会环境。

因此，我国也应加快建立起覆盖全领域的多元政策与法律体系。

法律之外是文化。从我国调整生育支持政策的时间看，“80后”生育黄金期时间不多，“90后”“00后”的恋爱观、结婚观、生育观和上一代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生育率下降不完全是经济原因，婚育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其改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从现在就要开始逐步改变，积极转变恋爱观、婚姻观、生育观，强化家庭责任。比如，要从小教育人们生育不仅对国家有利，对家庭、对个人也有利，有兄弟姐妹是家庭的财富，改变过去“独生子女最好”的思维定式，让生育成为促进家庭幸福的重要方面。

现在的初婚年龄一直在推迟，生育文化的培养还包括适婚适龄，结婚生孩子不是越晚越好，这些都是文化价值层面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部分。

在生育友好环境建设方面，城市的规划建设要更精准细致，要对儿童更友好、对女性更友好，让二孩三孩家庭出行更方便，比如是否可以考虑给二孩三孩实行一定票价优惠。这些民生细节，都是生育友好环境的一部分。

总之，中国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只要下定决心，拿出智慧，推动生育友好社会的建设会收到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