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托邦”到“异次元”，第九届乌镇戏剧节的三种现象｜文化观察

原创 阿之 文学报

第九届乌镇戏剧节

文化观察

今年第九届乌镇戏剧节在当地防疫要求下如期举办，这对戏剧从业者以及热爱戏剧奔赴现场的观众而言无疑是一场盛宴。乌镇戏剧节一直以来以丰富的戏剧演出和成功的商业运作而成为一个知名戏剧节品牌，走到第九届的今年，它是否在戏剧生态和商业运作上获得了更好的平衡？本文作者通过现场观察，从戏剧传播变化、文学改编问题、商业逻辑三个角度给出了观察反思。

从“乌托邦”到“异次元”

文／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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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戏剧还是节庆？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大基调可以形容为“落落寡欢的盛宴”。戏剧节的节目依旧丰富得像长街宴上的菜品和酒水、关于戏剧节的讨论也不亚于长街宴上邻桌的交头接耳，只不过有种“换了人间”之感。

戏剧节的场域，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来到这里的人，不但抓住观看的机会，也抓住表演的机会，戏剧节的主戏似乎移到剧场之外。倘若在疫情之前，“乌镇戏剧节”的关注重点，毫无疑问还是在“戏剧”上，无论是业界还是坊间，讨论更多的是哪位大师又带来了什么新戏，以及日后有没有在中国巡演的计划；在户外，表演者和观众也可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

小镇嘉年华活动

往年的乌镇戏剧节，总有那么几部可以被看成是“戏剧事件”的邀请剧目——2015年长达八个小时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被剧迷们视作“马拉松式”的打卡剧目、2019年的《从清晨到午夜》则成为一场通宵杀敌的聚众狂欢。相比之下，今年的邀请剧目显得中规中矩，而离经叛道的场面，都集中在剧场之外——

木心美术馆水台上的行为艺术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和直播被更多人看见、戏剧节的开幕记者会上，知名演员是否有机会登上戏剧舞台，比戏剧本身更被关注。某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倘若戏剧节期间的乌镇就是一个大型剧场，我仿佛就置身于一场真实版的《秘密影院》之中。（作者注：《秘密影院》是一部沉浸式戏剧，核心概念是观众作为角色体验电影的故事情节）

乌篷船上穿着欧洲宫廷服引吭高歌的女生不知道是普通游客还是嘉年华的演员、举着自拍杆到处搜罗素材的男生不知道是主办方请来的自媒体抑或仅仅是游客。短视频和小红书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更为直接和即时的传播方式。

这种变化未必是件坏事，毕竟乌镇戏剧节走过将近十个年头，世界发生剧变，戏剧生态也跟着迭代，导致某些曾经的“经典”已被今天的观众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某些叫好又叫座的“新经典”，比如脱胎于北大话剧社的戏剧团体“话剧九人”。

如今的乌镇戏剧节，依旧是中国戏剧圈的年度盛事，在那些对乌镇戏剧节趋之若鹜的忠实剧迷心中，年末的乌镇，依旧是戏剧的“乌托邦”。只不过“戏剧乌托邦”的传播路径更加亲民，成为有别于非戏剧节时段的“异次元空间”。

2

文学对戏剧“升维”成功了吗？

《第七天》舞台照

文学改编的戏剧，向来在乌镇戏剧节邀请剧目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孟京辉执导的《红与黑》和《第七天》分别担任去年和今年的戏剧节开幕大戏，它们都改编自同名小说。而“小镇对话”作为整个戏剧节为数不多的主创与观众直接交流的窗口，十场对话中，就有两场“文学与剧场”主题以及一场“新剧文本创作”主题的对话，它们都和“戏剧的文学性”这一母题息息相关。

《红高粱家族》《青衣》舞台照

再看看今年的邀请剧目——《第七天》《青衣》《红高粱家族》分别改编自余华、毕飞宇、莫言的同名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和《一只猿的报告》所基于的母本分别来自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同名原著以及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来自“话剧九人”的《双枰记》和南京艺术学院“呼吸戏剧社”的《李叔同》虽是原创作品，但也能通过现场呈现的舞台、光影、文本感受到主创所营造出来的诗意和文学气息。

乌镇戏剧节向来都是有文学追求的，只不过这种文学追求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常常让人质疑这种“追求”只是艺术家们的原始冲动——即便有莫言的原作作为基底，剧版《红高粱家族》依旧变成了一部缺乏雕琢的“流水账”，更值得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孟京辉导演在小镇对话中大力表示他对“在舞台上抒情”嗤之以鼻，可无论是去年的《红与黑》还是今年的《第七天》，他自己在情绪上的表达依旧缺乏节制。

《李叔同》舞台照

即便是《双枰记》和《李叔同》这样在本届乌镇戏剧节备受赞誉的原创剧作，也不免留有遗憾——前者因为场地所限，只能在舞美装置上做了减法，无法把“棋盘”这一意向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人物关系的博弈淋漓尽致地在舞台上加以展示（“双枰记”的“枰”是围棋棋盘的意思），而《李叔同》此次在乌镇戏剧节的最终呈现，只能算是一次带妆联排的剧本朗读会，且诸多表现手法都和去年“话剧九人”带来戏剧节的《春逝》如出一辙。

相对构思完整的，是舞剧《青衣》和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前者胜在技术的成熟，后者胜在表演的扎实。而对于像王媛媛版的《樱桃园》，契诃夫的原作更像是一个容器，承载导演的舞台语汇，至于能否被更多的观众所接纳，还得看之后的演出能否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3

商业逻辑与艺术表达是否兼容？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年的乌镇戏剧节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厚——戏剧集市各种品牌的加持、北栅丝厂的“网红展”比木心美术馆更加门庭若市、通过《戏剧新生活》等综艺节目达成“造星”目的并以此带动戏剧节的票房……我对此不予置评，毕竟离开了商业的艺术，常常像离开水的鱼，无法存活。

《单宁》舞台照

今年乌镇戏剧节，有部原创剧目《单宁》格外引起我的注意。这部剧说的是发生在三个高中女生之间的案件，其出品方是大麦网旗下的戏剧品牌“当然有戏”，故事改编自公众号“没药花园”的文章。在没有知名演员和文学名家加持的情况下，该剧创下了开票七秒钟即售罄的纪录，这本身就是个商业奇迹，而当媒体抢票通道一开启，我首先抢的，也是这部剧。

然而此剧的成品让我大失所望，我称之为一次“失败的选题＋不成功的改编”。公众号原文关于原始案件的梳理，本身就缺乏对凶手动机的讨论，而在主创的二次改编下，八十分钟的剧前面一大半都是两位凶手在讨论作案动机，而这“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八卦闲聊，或许折射出主人公审美与价值观上的分歧，但远不足以成为命案的行凶理由。公众号原文是对真实案件的主观臆想，而《单宁》的二度创作，则是主创对公众号原文留白的部分进行“二度臆想”。尽管该剧导演张慧在小镇对话上坦言，一些网络评论将《单宁》和《小时代》联系在一起，这在她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侧面反应了剧作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过于符号化，缺乏血肉的支撑。

“当然有戏”在今年上半年有过几个大项目，包括改编自“英国国家剧院放映”的《弗兰肯斯坦》的中文版，而英国原版也通过高清放映的方式，在国内赢得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以及改编自作家蔡崇达畅销书《皮囊》的同名话剧，从观众反馈来看，连同最近亮相乌镇的《单宁》，都收获了毁誉参半的两极分化评价。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分析，《单宁》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操作——讨巧且贴近当下的选题、品牌方的背书其实都是IP改编剧目的基本配备，且不同于改编自热门小说或者网剧那样需要主创在前期消耗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故事线和人物关系的梳理，公众号原文已经为主创完成了梳理的大部分工作。但落实到剧目的成品上，依然沦为“话题先行”的戏剧行货，难以给观众带来回味。

其实不只是《单宁》这样带有明确商业目的的剧作，像上文提到的《第七天》和《红高粱家族》，与其说原作为剧作改编带来养料，毋宁说是作家和原著的光环在为剧目带来品牌效应。在大家遗憾原著养分流失的同时，也免不了因为主创浮躁的创作态度感到失望。

连着两年的乌镇戏剧节，在剧终人散之后，我听到最多的，并非对剧目的探讨，而是“乌镇戏剧节是一场成功的商业运作”。生活在商业社会里，这本无可厚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商业对戏剧的作用是否在揠苗助长，而非锦上添花。对于走过将近十年的“戏剧乌托邦”来说，需要牢记的是——无戏剧，不成戏剧节。

原标题：《从“乌托邦”到“异次元”，第九届乌镇戏剧节的三种现象｜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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