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气”——翁同龢纪念馆藏翁同龢书法摭谈

常熟翁同龢纪念馆建馆之初就是以“翁同龢文物陈列室”为名来筹建的，即通过陈列各种翁同龢的文物和翁同龢的藏品来展现翁同龢的生平事迹，以缅怀这位著名的常熟先贤。

翁同龢的书艺是从后天的苦学过程中悟得进境的，来自于他毕生勤学苦练与深厚的文化修养，最终形成了翁氏书法的笔力雄健，结体宽博森严，具雍雍穆穆庙堂之气。本文即以馆藏翁同龢书法作品来体现一下这种“庙堂之气”。

翁同龢

翁同龢纪念馆位于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是在翁氏故居的基础上所辟建，两朝帝师翁同龢在此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翁同龢纪念馆已成为古建园林游览、翁氏文化研究、翁氏文物收藏等的重要场所，也是常熟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而承载这张“名片”厚度之一的当属翁同龢纪念馆所藏的翁氏文物和翁氏藏品。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纪念馆建馆之初就是以“翁同龢文物陈列室”为名来筹建的，即通过陈列各种翁同龢的文物和翁同龢的藏品来展现翁同龢的生平事迹，以缅怀这位著名的常熟先贤。

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的书法造诣时人就有较高的评价，如《清史稿》曰：“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末金石学家杨守敬也说：“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但是，翁同龢自认不是天才，少年时作文艰涩，每构思一篇夜不得眠。他在题《史晨碑》中也写道：“桃花纸薄双勾苦，二十年来老眼枯。”足见翁同龢的书艺是从后天的苦学过程中悟得进境的，来自于他毕生勤学苦练与深厚的文化修养。翁同龢幼学欧、褚、赵，其有诗曰“褚薛仙人我导师”；青年时学颜体；中年转益多师，以欧、褚、赵、颜书风严谨端庄，又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二王”之灵秀俊逸、章草之古拙、苏轼之丰腴沉酣；晚年又沉浸于汉隶北碑，并吸收了学颜后自成一家的刘墉、何绍基之长，熔碑帖于一炉，最终形成了翁氏书法的笔力雄健，结体宽博森严，具雍雍穆穆庙堂之气。本文即以馆藏翁同龢书法作品来体现一下这种“庙堂之气”。

翁同龢书四体《虎》四条屏

翁同龢纪念馆最先得到的翁氏书法文物是常熟市政协捐赠的翁同龢四体书《虎》四条屏和常熟市工商联捐赠的翁同龢书黄庭坚诗八条屏。翁同龢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庚寅，生肖属虎，故每到虎年必作书虎字。此真、草、隶、篆四体书“虎”字四条屏，是翁同龢在七十二岁时所书的拓片。这四体书“虎”字，正中盖有“壬寅、壬寅、戊寅、丙寅”之阳文朱印，标明书写的年、月、日、时辰，同时每个虎字上都写有题跋。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戊寅二时起，秉烛写'虎'字数十幅，淋漓纵逸，亦自斋遫，如对神明，人或藉辟邪也。时正大雨一阵，再卧，甚乏，晨起题识。”此翁同龢所书“四体虎”及题识，神韵气骨兼备，显得潇洒奇逸，真正地融颜、柳、欧于一体，可见其书法已臻化境。

翁同龢行书黄庭坚诗八条屏

翁同龢书黄庭坚诗八条屏，上刻翁同龢所写黄庭坚的四首诗《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憎作静照堂求予作》。此板屏为清末民初镌刻名手巴西农所刻，可算翁同龢一等的翁氏书法精品。翁同龢生前对黄庭坚的诗情有独钟，常喜抄录之。纵观此整幅书法作品，字与字、行与行，讲究分间布白，布局合理严谨，讲究行书章法，结构参差错落，偶用章草捺法，浑然天成，雄健苍劲，怎会想到这是一个年逾古稀之人悬肘所写。此等一气呵成、无衰歇之笔的功力，实不愧为“同光第一书家”。

馆藏翁同龢书法中，王子扬捐赠的翁同龢《杂临诸帖》共六件，包括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临王献之《中秋帖》、临隋人《出师颂》、临欧阳询《张翰帖》、临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临颜真卿《湖州帖》，均是翁同龢六十岁左右所书，老苍雄厚，是翁氏的书法精品，堪称镇馆之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书迹以圆笔藏锋为主，起笔与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芒，由横转竖也多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而翁同龢在这个临本中则在尊重原帖基本面貌的前提下有意运用绞转笔法，书写的速度比原帖放慢，在流畅的基础上加入了凝重的视觉效果。此外，旁边临的赵孟题跋也具相当功力。王献之《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而翁同龢在这个临本中大胆去除了原帖中大量的牵丝引带而代之以字字独立，字势一反原帖的纵式而为横势。可以说，这个临本实为意临，已经是翁化的《中秋帖》了。另外，旁边临的董其昌题跋显示了翁同龢深厚的小楷功力，值得细细品味。《出师颂》是隋人书写的章草书体作品，用笔介于草隶之间，“蚕头雁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翁同龢的这个临本非常忠实于原帖面貌，章草笔法的运用非常到位。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翁同龢草书作品，这个临本体现了翁同龢草书亦别具功力。

《张翰帖》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存世四件墨迹之一。此帖的书法特点是字体修长，笔力刚劲挺拔，风格险峻，精神外露。宋徽宗赵佶评此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并指出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翁同龢的临本用笔上比较忠实于欧阳询笔法，而在表现字的体势上则化纵势为横势，显然，翁同龢用的方法介于实临与意临之间，显得离古未远又出之己意。

翁同龢行书《更传探请》七言联

馆藏翁同龢行书《更传探请》七言联为张敬礼捐赠。据考证，此联是张謇之兄张詧（张敬礼之父）代亲家刘一山敬求翁同龢写的，百年之后又回赠翁馆，这是缘分，更是佳话。此联用笔滋润饱满，结构挺拔，融合颜、欧书风。翁同龢研习过不同流派与书家的风格，所以在其创作过程中不时流露出多种风格的融会贯通，这幅作品就是一个典型。

馆藏翁同龢书法还有一些翁氏后人、乡贤和收藏家的捐赠或转售，亦有常熟博物馆向翁同龢纪念馆划拨的翁氏书画作品。特选其中几件翁氏代表性作品，以管窥翁同龢书法艺术魅力。

翁同龢书《亡妻汤氏权厝志》

翁同龢书《亡妻汤氏权厝志》。清咸丰八年（1852）翁同龢夫人汤松病逝于北京，翁同龢为爱妻的早逝而悲恸欲绝。咸丰十年（1860），翁同龢将汤氏的灵柩权厝于报国寺的大悲坛后，并亲自撰书了此《亡妻汤氏权厝志》。志稿文辞简约而凄婉感人，以书法论，运笔劲秀健遒，已参颜之笔意，唯捺仍作柳叶状，犹守赵法，结体亦然，是研究翁同龢早、中年书法风格嬗变的实物资料。

翁同龢节录唐太宗《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四条屏

翁同龢楷书节录唐太宗《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四条屏。翁同龢自幼便在父兄的指导下研习楷书，尤其对唐楷有很深的造诣，中年后在北京逐渐受到碑学思潮影响，开始研习碑派书法。从此作可见，在体势上，追求颜体的庙堂之气，稳重大方；在字的用笔处理上又吸取了欧体的险峻挺拔；而在个别字的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翁同龢受到碑学审美影响的痕迹，有意显露出古拙的气息，如“相”字的笔画处理，此作应该被看成翁同龢融汇各家各派，成就自己书风过程中的产物。

翁同龢行书四条屏

翁同龢行书四条屏。条屏在书法创作中较难以把握，既要通篇气韵连贯又要每个字耐得住细品，从此作中可看出，翁同龢在处理时有条不紊，用笔不急不缓，用墨干湿得宜，章法自然得体，整体浑然雄健，此作可推断为为翁同龢晚年力作，值得今人细细品味。

翁同龢行书《野史古书》七言联

翁同龢行书《野坐月来》七言联

翁同龢行书《野史古书》七言联与行书《野坐月来》七言联。翁同龢晚年曾说：“写大字，始悟万法不离回腕纳怀，此外皆歧途。”所以，其所写行书，往往笔力沉郁，气度恢宏，别具雍容肃穆之致。参看《野史古书》七言联，用笔果断，流利挺拔，在中锋用笔的基础上大胆使用侧锋，如“尝”“相”等字，而侧锋的运用使字显得更加遒媚。

翁同龢行书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扇面

翁同龢行书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扇面。此扇面书法无创作年月，但落款为“松禅”，可知为其晚年归里后所作。整体而言，此作字形开张，字距缩短，与帖学书法“行”的感觉不同，这幅书法给人感觉是“面”的张力，同时在用笔过程中加大了绞转的运用，因此显得一波三折，力度不凡，是典型的翁体扇面书法。

翁同龢《国学小识》（局部）

翁同龢《国学小识》（局部）

翁同龢《国学小识》（局部）

翁同龢《国学小识》（局部）

翁同龢《国学小识》（局部）

国学小识及翁同龢手札。书札墨迹无疑是可贵的原始史料，同时也是难得的书法珍品。翁同龢手札类的书法作品给人感觉，用笔比较奇肆率意，结体比较宽博开张，可见其已将颜体与汉隶、北碑融为一体。体现出，既有帖学的“外密内疏”，又有汉隶、北碑的“平画宽结”，将南北书风熔为一炉，形成了浑厚稚拙、气势磅礴的“翁体”。

常熟的书学传统，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张旭。常熟翁氏家族仕宦世家，家族成员大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书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翁氏家族擅书者很多，如翁振翼、翁叔元、翁心存、翁同福、翁同祜、翁同书、翁同龢、翁曾源、翁曾翰、翁斌孙等，绵延数代，形成了翁氏家族“书艺圈”，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翁同龢。上述介绍馆藏翁同龢书法作品，题材各异，书体多样，主要代表了翁同龢青年、中年、晚年的书艺特征，非常契合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所指出的“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这一论断。此论断也道出了翁同龢在清代书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民国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翁同龢的书法传统技艺与个人性情抒发之间，达到和谐、自然、统一，堪称后辈学书的完美典范。

（本文原载《书法》杂志2023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刊）